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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議員何君堯母親的祖墳被反對派毀壞（圖片來源：香港《明報》） |
香港的精神困境
事實上，陳雲與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計到其理論誤用和濫用的嚴重政治後果。不過，任何理論之風行，也絕無可能僅僅是理論家的咒語功夫，而是與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精神困境有關。
回歸時刻，在全民歡慶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下，香港人尤其是精英心智中潛藏著兩種深刻的身份認同性迷惘：其一，殖民主義的“形實分離”造成不完全的精神斷奶現象，渴求外邦庇護與嘗試自治自立的內在訴求並存，造成一種“殖民史觀”與“本土史觀”的奇特雜糅結構；其二，對現實主義中國的泛文化認同與規範性政治拒斥並存，造成一種對“愛國史觀”的嚴格精神距離。這就形成了香港人回歸身份的獨特紊亂結構：衰減的殖民性與漸強的本土性相互加強，共同對峙源於“一國”的愛國主義政治身份壓力及忠誠規訓。
這就不難理解，在任何常態法治社會中，國家安全立法應當是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的推進應當是水到渠成的，特首選舉的“愛國愛港”標準也是毋庸贅言的，但這一切在香港都成了問題。
回歸以來，香港反對派“成功地”在23條立法、國民教育等問題上嚴守“制度隔離性”思維，對國家推行的“一國兩制”的正當整合進程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挫折乃至停滯。如今的“反修例”運動不僅再次“成功”逼停了立法進程，更是產生了一種政治威懾性，對特區政府推行任何與國家有關之立法及決策造成“寒蟬效應”。
然而，就“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及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而言，反對派的所謂政治“成功”可能恰恰是香港融入國家治理和發展大局的“失敗”。拒絕“融入”乃是有精神前提的，即香港反對派將自身的“國際性”單調而唯一地理解為與西方的一致性。任何關於“一國”對“兩制”的互動融合取向，皆被視為與西方的某種“脫鈎”操作及香港“大陸化”的下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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