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稅收的杠杆，對“二次分配”進行調整，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社會矛盾緩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改革稅制，按財富收入制定遞增稅率，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既然香港是資本主義，當然也不能違反資本主義的規律。香港的“低稅政策”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利於經濟起飛和財富積累。但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如果仍然不加區別地實行低稅政策，那就必然會產生負面的作用。
筆者不是主張改變香港的低稅制，而是認為，在長期堅持低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對稅制做一些彈性的處理，比如調整利得稅、薪俸稅的遞增稅率。根據營業利潤，實行利得稅的遞增稅率；同時加大薪俸稅的遞增稅率，以達到對個人財富適度“削峰”的目的。
還比如，適當寬減中低層的入息稅和間接稅，特別是涉及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稅種，以減輕中下層及喪失工作能力者的負擔。
又比如，香港本地製造業早已轉移出去，作為主要支柱產業的房地產和旅遊主要靠外部流入的資金支撐。而香港投資者的大部分利潤收益來自香港以外地區，如果其獲利者為港人身份，也應當適當徵稅。對在港經營活動的離岸公司，其經營、收入和稅收也應當接受香港政府的監管。
政府通過調整稅率而增加的收入，主要用於增加社會福利，填海造地，增建公屋和廉住房，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加大對中低收入階層和非就業人口的救助。
以上改革並非“殺富濟貧”，而是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需要，作必要的政策調整。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八規定，香港特區可以“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因此，上述做法並不違反香港基本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