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眾史的視角，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上看，則我們會發現又一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心態”的問題。中國內戰不在台灣打，但戰後台灣卻成了問題、成了中國內戰遺留的台灣問題，並且久拖未決。1949年1月21日，台灣作家楊逵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其要點是：1.反對內戰。“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台灣雖然比較其他省份安定，沒有戰，也沒有亂”，他希望“國內戰亂”和平解決，“防止任何戰爭波及本省”；2.反對“台獨”。“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和托管的一切企圖”；3.反對迫害。“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4.反對獨裁。“保證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不要逼他們走上梁山”，“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自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楊逵向國民黨說明了台灣人民的願望，但台灣政治的變化總是走向人民的反面。台灣民眾的生活狀態當然不同於“解放區的人民”，當然會有不同於“解放區的人民”的“特殊心態”，台灣民眾唱不出“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的快樂。
台灣問題久拖未決，國民黨頑固派及其反動立場是其原因之一；而日據台灣時期遺留的“皇民”參與的“台獨”活動、“皇民意識”滲入的“台獨”主張，也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重大阻礙。顯然，日據時期台灣史的視角也是可取和應取的。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