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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6月1日電（作者 汪毅夫）清同治十三年（1874），淮軍名將唐定奎奉旨率其銘、武13營從徐州移駐台南，以參與抗擊侵台日軍西鄉從道中將部隊。日軍侵台的借口是台灣“番社”居民曾殺害遇海難漂流台灣的琉球船民。
據《清實錄》，清廷明確指示：台灣“番社”居民“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現據各社番目籲乞歸化，即著該大臣等，酎度機宜，妥為收撫，聯絡聲勢，以固其心，俾不至為彼族所誘”。然而，日人狡詐性成，屢唆“番社”居民鬧事。如，“刺桐腳莊民有勾引日兵往攻龜紋社之謠，亟應早為解散。沈葆禎等雖照會日將西鄉令其阻止，惟彼族正在招誘村民，借端生事”。用沈葆楨的話說，同光之際台灣的“撫墾事宜”時或“變撫為剿”，迫不得已也。淮軍“步步披榛而進，生番有遠遁之勢”，淮軍乃“久駐以困之”，如《清實錄》記：“南路竹坑等番社，經提督唐定奎等督軍深入，搗巢攻險，將竹坑、本武井內外獅頭等社剿克，余番逃竄。現在分兵進扎，擇要扼守”。清廷當此“變撫為剿”，也要求唐定奎等“寬其脅從”，令其“悔罪輸誠”。唐定奎及其淮軍13營入台，參與以武力脅迫來台“尋仇”的日本侵略軍退兵，俾“番社” 居民免遭其荼毒；又參與台灣“撫墾事宜”，進剿亦不忘招撫。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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