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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並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今天，“積極”二字已不再簡單等同於“擴張”，而是在原有“擴大內需”意義的基礎上，賦予了其“結構調整”的新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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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5月20日電／從財政赤字、減稅降費、擴大支出這幾個主要政策變量觀察，今年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格局呈現出不少令人矚目的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不宜簡單套用以往的理論來理解當下的積極財政政策，也不宜簡單套用以往的實踐來認識當下的積極財政政策，而要立足高質量發展，按照變化了的理念、戰略加以理解和認識。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文章表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複雜形勢，在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的語境下，今年中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對實現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經濟運行良好開局發揮了基礎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然而，仔細作一下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理論和實踐的比較分析，就會發現，與我們以往經歷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有所不同，也與此前人們圍繞積極財政政策的主張和建議有所不同，今年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格局呈現出不少令人矚目的深刻變化。
今年的增列赤字和提升赤字率是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實現平衡的一種結果
文章分析，今年安排的財政赤字為2.76萬億元，比去年增加3800億元；赤字率2.8%，比去年提升0.2個百分點。財政赤字的增列和赤字率的提升，顯然是基於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考慮而實施的調控舉措。
不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財政擴張的力度並非取決於有無財政赤字，亦非取決於財政赤字總量，而只取決於財政赤字的邊際變化。照此理解，以3800億元的財政赤字增量和0.2個百分點的赤字率提升去對衝經濟下行壓力，拋開是否足以抵消下行壓力之類的問題不說，至少以下兩個方面的事實是清晰的：
其一，對照10年之前和20年之前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實踐，特別是帶有“大水漫灌”特征的強刺激做法，今年的財政赤字增量數字和赤字率提升水平和緩得多。這表明，今年財政赤字的增列和赤字率的提升固然可以視作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標識，但總體說來，它終歸屬於有節制的財政擴張、有節制的加力提效。
其二，對照此前不少人關於較大規模增列財政赤字和較大幅度提升赤字率的主張或建議，特別是對照那些不惜跨越3%赤字率紅線的呼籲和論證，今年實際安排的財政赤字增量數額和赤字率提升水平與其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這表明，今年財政赤字的增列和赤字率的提升固然體現了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但總體說來，它終歸是在對財政赤字保持足夠敬畏條件下的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
退一步講，即便將政府性基金預算項下的那2.15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一並計算在內，從而算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赤字綜合賬，還是可以發現，按綜合口徑計算的“實際”赤字率雖然突破了3%，但注意到這實為確保按一般公共預算口徑計算的“名義”赤字率不突破3%紅線的巧妙安排，體現了以“名義”赤字率的控制來穩定預期、穩住預期的強烈意圖。說到底，這種安排終歸是有節制的財政擴張思維的結果，終歸屬於對財政赤字保持足夠敬畏思維的反映。
以有節制的財政擴張、保持對財政赤字足夠敬畏的財政擴張來應對複雜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無疑是今年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格局的一個突出變化。
這啟示我們，對於今年的財政赤字以及赤字率，要從兩個維度來認識：一方面要看到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而增列了3800億元的財政赤字，並提升了0.2個百分點的赤字率；另一方面還要看到，基於防範金融風險的考慮而將財政赤字的增列和赤字率的提升分別控制在了3800億元和0.2個百分點的水平，並非不計代價、不問成本的增列和提升。換言之，增列赤字和提升赤字率的考量已被置於充分評估當下中國面臨的金融風險基礎之上，同確保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直接掛鈎。如此的安排，實系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實現平衡的一種結果。
今年的減稅降費是“注重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需求”的具體體現
文章指出，今年實施的減稅降費規模高達近2萬億元。就規模和力度而言，無疑是空前的。進一步看，倘若深入到今年減稅降費的操作層面，還可發現，作為一項旨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舉措，其運行機理和行動路線，既有別於我們以往的減稅降費實踐，也與此前不少人主張或建議的減稅降費方案有所不同：
其一，注意到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所涉及的重頭是增值稅而非企業所得稅，可以說，有別於以往的實踐和此前不少人的主張或建議，今年的減稅降費，其主要目的是給企業降成本而非擴需求。再注意到增值稅的減少主要是通過稅率的降低實現的，增值稅稅率的降低又主要體現在適用於製造業的標準稅率上(從16%降至13%)，也可以進一步說，今年的減稅降費，其主要目的是給實體經濟部門而非其他部門降成本。
其二，注意到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規模與3800億元財政赤字增量之間的巨大差距，可以說，有別於以往的實踐和此前不少人的主張或建議，今年的減稅降費，主要不是以增列赤字、增發國債辦法來支撐的。再注意到在減稅降費的同時，中央財政一般性支出壓減5%以上、三公經費再壓減3%左右、長期閑置資金一律收回、增加特定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以及地方政府主動挖潛、優化支出結構等方面的行動相繼推出，也可以進一步說，今年的減稅降費，其主要的財源支撐在於“節用裕民”——與削減政府支出相掛鈎，以政府的“緊日子”換取企業的“好日子”。
其三，注意到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系通過稅費制度改革而非政策調整的途徑加以實施，可以說，有別於以往的實踐和此前不少人的主張或建議，今年的減稅降費並非臨時性的操作，而是立足於長久之計的減和降，系持續有效的行動。再注意到舉凡改革行動往往要與既定改革規劃相掛鈎，循著既定改革方向而展開，也可以進一步說，今年的減稅降費，主要不是著眼於熨平經濟周期的短期安排，而系立足於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持續健康平穩發展的長期戰略。
以給實體經濟降成本為主要目標、以節用裕民為支撐財源和以制度變革為實施途徑的減稅降費來應對複雜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顯然是今年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格局的另一個突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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