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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吉社 |
樊吉社：台灣問題不再是中美關係中的沉默議題
第一，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由於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兩岸關係相對穩定，台灣議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沉默議題。中美延續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共識，即不根本改變雙方在過去三十多年逐步形成並不斷調整的涉台政策，維持台灣問題的基本現狀。關於涉台政策的內容有各自官方陳述和各自解讀空間，兩岸也保持基本的默契共識。
第二，這種狀況在特朗普當選後逐漸出現改變。特朗普執政之後，中美關係在多個層面面臨壓力和挑戰，在台灣問題上同樣如此。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曾有基本共識，但這個基本共識在特朗普當選後面臨新的挑戰。
特朗普在2016年12月初與台灣當局蔡英文通電話曾引起中美關係的階段性緊張，2017年2月上旬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通電話後重申“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的波動風險得以暫時化解。2017年6月底，美國批准了特朗普上任後首宗高達1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安全團隊中親台力量增強。若干關鍵職位均有傾向於支持台灣、傾向於對大陸強硬的官員擔任。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現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屬於強硬派；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親台；負責亞太事務的提名助理國務卿史迪威同樣不是溫和人物。
第四，國會越來越成為台灣問題上的重要角色。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會更願意在台灣問題上發聲，並將其政策偏好轉化為立法；另一方面，行政部門不再像以前對國會行動進行約束，行政部門和國會從不同方面增壓台灣問題。
第五，未來台灣問題應該置於中美戰略競爭常態化的背景下進行考慮。中美關係的狀態將從兩個不同方面影響台灣問題：一是台灣當局可能利用中美關係的緊張狀態從中漁利，包括拓展國際空間，強化與美國的關係，推進美台人員交流等；二是美國將台灣問題作為籌碼對中國施壓。在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的時候，無論是台灣當局還是特朗普政府有關兩岸問題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蓄意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第六，台灣問題容易引發雙方較為強烈的國內反應，增加了事態升級的可能性和危機降級的難度；中美欠缺比較成熟的對話渠道，增加了處理台灣問題挑戰的難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