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的作者利用現有的資料應用於128萬白種美國人身上—並並能夠為六成的人找到第三個親戚。他們的提案是，一旦有300萬人的資料可用，就有可能找到99% 的相關人口的第三個親戚和65% 的第二個親戚。
注意—這是關鍵點—300萬這個數量真的不大。歐洲血統的美國人只有2%。但是資料的統計能力是這樣的，它可以精准到堂兄弟級別。從這一點上，通常可以使用普通的家譜記錄來找到一個個體。
在統計方法被用來查找犯罪嫌疑人的範圍內，你可能認為這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甚至是可以實現的。但正如研究的作者指出的那樣，同樣的工具也可以用來識別任何人，例如，參與了臨床研究人，他們的基因數據通常是匿名的。
所以，如果你的直覺是拒絕進行DNA測試，那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越來越不現實。因為你的第三個表親已經為你參加測試了。你的基因對世界來說不再是個隱私。
嚴格的聯邦監管可能會有所幫助。政府可以撤銷已經發生的搜查。但在實操層面上，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 DNA 搜索在解決犯罪問題中非常有用。要求搜查令不容易成為一項法律改革，因為面向整個人口搜索的關鍵點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正在尋找誰—因為資料全部是公開的。
即使假設我們設立更嚴格的基因隱私法，在文化規範中重新定向趨勢可能為時已晚。一旦你的基因數據是已知的，你不會第二天早晨滿頭大汗的醒來—至少現在不是。相反，大多數接受過自願 DNA 測試的人似乎對結果感到好奇和興奮。他們經常急於討論這些結果。
不是每個人都準備舉行新聞發佈會或製作像沃倫這樣的視頻。但她又在考慮總統競選。不知過多久，我們就停止要求所有候選人的納稅申報表，並開始要求他們公開基因數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