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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上任之後，沾沾自喜“ 台日友好”， 春節拜年不見中文， 推特發文常寫日文。 |
近年來，日台也始終企圖謀求所謂的雙邊關係“制度化”與“法律化”，而一個重要風向標就是近年來沸反盈天的所謂日本版《台灣關係法》動態。2005年10月在台灣“駐日代表處”資助下，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教授淺野和生發佈其擬訂日本版《台灣關係法》（全稱為《日本與台灣之間相互交流的基本法律》）草案。2014年2月自民黨“促進日本台灣經濟文化交流年輕議員之會”（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擔任會長）通過推進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的決議。安倍首相外交智囊、東京基督教大學西岡力教授稱，要從“價值觀外交”出發，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2016年12月自民党眾議員岸信夫公開宣稱，雖然“日本政府目前沒有在做任何的動作，但是國會議員有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2017年5月與12月，日本自民党眾議員長島昭久與鈴木馨祐先後放言，鼓吹制訂日本版《台灣關係法》，建立日台安全戰略合作。日方政治家的言辭再次證實日本將持續打“台灣牌”的既定策略，在給中國大陸施放壓力的同時，又持續對台灣拉攏控制。
2009年5月，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齋藤正樹在台灣中正大學舉辦的“國際學會年會”上，公然聲稱“台灣地位未定論”，在遭到海峽兩岸的強烈批判後被迫離職。台灣“駐日代表”謝長廷多次宣稱日台已是“命運共同體”；2017年8月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在日宣稱，台日是命運共同體，台灣是日本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建議自民党議員支持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的一部分。是年12月蔡英文在接見日本參議員瀧波宏文等人時，呼籲日方能協助台灣加入CPTPP，尤為希望未來雙方可以加強安全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共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
隨著特朗普東亞政策的調整，日本對台灣的控制欲進一步被啟動，2017年初，日台相互修改聯絡窗口名稱，日本“交流協會”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灣“亞東關係協會”更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3月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以“官方身份”赴台活動等，這是日台力求雙邊互動向“準國家層”升級的漸進式舉動。
共同應對中國的戰略崛起是日台的最大“閾值”，因而這種相互需求趨勢必將促使日台持續合力對抗中國，而蔡英文極力呼籲日本參與“新南向”動態，亦可視為未來日台合作的重要領域之一。然而，以合力對抗中國大陸為政治蘊含的日台經濟互動，從根本上與日益深化的東亞地域經濟合作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蔡英文當局企圖以“新南向政策”強化與美日經濟聯繫的配套與延伸，企圖以東南亞市場替代中國大陸市場，註定難逃失敗的結局。
3，日台戰略合作的不確定性。歷史事實顯示，日台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初形成後，在美日台三邊合作機制下，進入起伏不斷且持續提升的發展進程。雖然目前日台戰略合作的層級仍處低級狀態，亦曾有多次跌宕起伏，但這一進程持續進行，日台戰略合作已成為日台關係發展變化的重要內涵之一。
日台戰略合作具有兩個層次內涵。其一，日本借助美日同盟把台灣納入其“軍事護衛”範疇；其二，日本始終利用台灣作為其處理中日關係的重要籌碼。無論冷戰時期或後冷戰時期，正是在這兩個層次上形成了日台戰略合作。未來仍繼續是這兩個層次的起伏變化，導致日台戰略合作在起伏中持續強化，而未來日台強化戰略合作極有可能體現在日台海洋合作，更體現在蔡英文極力拉日參與“新南向”，極力參與日本主導的CPTPP及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等方面。2017年11月蔡英文在與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晤談時說，台灣是“印太區域”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然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相關者。但日台戰略合作取決於日本的戰略利益、戰略判斷，台灣只能被動接受。
後冷戰時代美日持續合力干擾台海已成定局，1996年台海危機中，日本橋本龍太郎內閣不僅催促美國克林頓政府派遣兩支航母編隊武力威懾中國，而且是西方七國中唯一向中國提出抗議的國家。近年來，日本反復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渲染中國“好戰”的形象，2017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北京——東京論壇”上，前防衛大臣中谷元就狂言稱，“決不允許中國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自2005年2月美日安保“2+2會議”將台海地區列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以來，日本積極配合美國介入台海問題的趨勢明顯。美日同盟“全球化”定勢以及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則廢除以及安保法案的通過等，台海問題日趨複雜化亦是必然，日台戰略合作則借勢推進。
中國戰略學者指出，台灣問題是日本對外戰略全局中的一個環節和一個組成部分。日本對台政策的一舉一動，莫不取決於、從屬於，同時也受制於日本對外戰略的基本目標。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中國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與日本相鄰的地理位置，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這三點對日本制定對台政策構成了巨大的威懾與制約力量。正因為如此，才有了日本在對台政策上“反復無常”的表現②。日本對台灣的“歷史情結”、追求國家“正常化”政治因素、對外謀求更多國家利益以及日美同盟的戰略需求，是日本“關注”台灣問題的根本性因素。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是一個集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民族尊嚴與戰略利益於一體的“國家核心利益”問題。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和職責。中國絕不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此，2005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及2015年7月全國人大通過《國家安全法》，以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島內執政之民進黨“台獨”勢力刻下仍在蠢蠢欲動，不平靜的台灣海峽將再次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的焦點。中日在台灣問題上的博弈糾葛，是非法干涉與正義反干涉的重大問題。我們必須全方位地審視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面對兩岸關係停擺及島內雜遝亂局等現實，我們亦須保持戰略自信。
三、日台關係的研判與展望
毋庸置疑，在中國戰略崛起與中美中日關係發生重大戰略調整的現階段，日台關係的走向更加充滿不確定性。而基本可以確定的是，由於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而造成台灣島內蜩螗沸羹、兩岸嚴峻對峙的動盪勢必進一步加劇，但民進黨當局依託美日抗拒大陸的戰略圖謀亦是絕難實現。
民進黨始終以權謀意識而非戰略意識來處理對外關係，除了堅持親美路線外，就是用日本作為美國之外的政治保險，亦是一種秉性使然的“台獨”心態。蔡英文當局執政一年多來，精心謀劃、慮周藻密地經營對日外交，希冀推動日台戰略合作層級並構建台日命運共同體，其目標設定是依靠日方為其“台獨”背書，抵禦來自大陸的強大壓力。
在蔡英文當局“潛心運營”與安倍內閣“篤志策應”的合力下，一年以來的日台政治往來、雙邊貿易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形有微瀾、勢仍依舊”，日台關係仍在中日關係的框限中，日台結構性矛盾仍難以消融。“日本在對台經貿互動中過分關注自身的整體利益與經濟利益優先使日本在台日雙方經濟合作中更多地索取與提升討價還價的砝碼，使民進黨難以招架”③。而且，隨著特朗普退出TPP後國際形勢的演變，再及日本面對中國的戰略崛起及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新動態，似出現中日關係改善與日台關係停滯態勢。然而，日本為謀取更多戰略實惠，亦在台灣問題上頻頻向中國挑釁，凸顯其對華政策一貫的兩面性。
維持台海“長期分治”現狀是美日的戰略目標，亦是美日謀求對華戰略“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日本在日台關係中一直處於主動地位，當下日本依靠美日同盟牽制中國，把蔡英文當局視作“以台制華”的戰略契機，漸次提升支持蔡英文當局的力度。但必須明確指出的是，一向以蠡測海、管中窺豹的蔡英文試圖在不承認“九二共識”情況下，依靠美日外力尋求拓展國際空間的“台獨”企圖實難實現。
總體來講，當前的中美關係矛盾尚處可控階段，以均勢戰略為核心的新現實主義仍然是美國外交戰略的主導勢力。中日關係全面轉圜雖不確定但形勢可控，一帶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以及中日共同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等進行中，中日東海危機管控亦逐步加強。當下，日台在經濟和安全合作等方面也存在進一步拉近的動力、動機，但主要由於沖之鳥礁漁業糾紛與日本食品解禁等結構性矛盾交織，造成日台FTA等雙邊經濟合作進展停頓，蔡英文當局亦無力轉圜徘徊不前的日台關係④。
簡言之，在中國戰略持續崛起以及中美、中日關係戰略調整的大背景下，日台關係“突破性”發展異常困頓。日本亦意識到“傍美攘華不具可持續性，地緣政治包圍網更屬空中樓閣，不僅無益地區局勢，亦影響本國經濟發展”⑤。日方唯有兌現在台灣問題上的政治承諾，早作戰略判斷及政治決斷，推進中日利益交匯與戰略互惠。中國學界認為，在中國總體實力不斷上升的前提下，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也不敢貿然行事，“兩面下注”、拉攏台灣加深合作，特別在海洋問題上分裂兩岸合作以牽制中國的東海和南海政策、在安全問題上打造隱蔽性的美日台準軍事同盟關係，將是日本的長期目標和戰略⑥。
由此，未來日台關係以“逐步積累”或“小步慢行”的低調方式持續加強或提升日台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但中國執行《反分裂國家法》的堅定意志以及強大綜合國力，始終是蔡英文當局政治野心的最大制約，亦嚴厲約束著日台關係“偏軌”發展。
綜上所述，當今日台關係的形成和保持，不僅粗暴干涉中國內部事務，更嚴重侵犯中國的國家尊嚴與領土主權完整，中國始終堅決、強烈地反對日台關係的存在。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反對“台獨”的堅定決心以及強大能力，始終是對日台關係最重要、最有效的遏制因素。1972年9月中日建交前夕，日本接受中國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就是中國的戰略決心和能力對日台關係遏制的最充分表現。21世紀中國的戰略崛起則標誌著中國實現決心的能力日益明顯強化，對日台關係的遏制必將更加堅定有效。
回顧中日建交以來的兩國關係，台灣問題始終作為一個重大的敏感問題存在著。是否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和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有關協議和諒解，直接關係到中日關係能否健康、順暢發展。中國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在台灣問題上曾經作出的不參與製造“兩個中國”、不發展與台灣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承諾，希望日方切實信守諾言，並對存在於台島內外的“台獨”活動保持高度警惕，遇事慎重處理，防止因此影響台海穩定與中日關係大局。2017年7月與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次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都要求日方在歷史、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要始終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雙方已達成的共識行事。
美台關係亦是影響日台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朗普繼2017年12月12日簽署《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後，12月18日又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揚要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繼續協防台灣。2018年1月9日，美國眾議院一致通過為美台高層互訪解禁的《台灣旅行法》，要求美國政府“鼓勵美台所有級別官員的互訪交流”，可見美國已經在法律程序上逐漸完成提升美台關係的政治準備。雖然《台灣旅行法》簽署成法律的時間最快也要到今年下半年，美台軍艦相互停靠因為高雄左營港口還在擴建中，亦不能馬上實現，但美台關係的“狂飆”勢必促進日台關係的“跟進”。“中國大陸應該警惕日台關係提升將帶來的危險性，避免日台強化關係導致台海地區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遭受威脅”⑦。
註釋：
①武寅：《日本對外戰略與台灣問題》《世界歷史》2000年第2期。
②武寅：《日本對外戰略與台灣問題》《世界歷史》2000年第2期。
③王星宇：“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台日互動探析”，《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總第238期）。
④參考王鍵：《21世紀以來台日關係演變—兼及台日結構性矛盾與未來走勢因素》，《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
⑤陸忠偉：“日本緣何對“一帶一路”積極表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intl.cssn.cn/gj/gj_hqxx/201801/t20180108_3807010.shtml
⑥復旦大學中日關係（年度）戰略報告書課題組：《中日關係：2016—低位徘徊與嬗變》。
⑦林艶：“淺析日台實質關係提升對東亞安全的影響”，《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總第238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3月號，總第24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