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失調的方式有兩種，最簡單的方式是邏輯上的不一致。如果說所有的馬都是黑的，那麼見到某匹馬是白色的，則個體的認識就會產生不一致，失調就會隨之產生。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或者同一個體的兩種行為不一致最容易導致失調，一個人在態度上可能反對吸煙，那麼“我反對吸煙”和“我吸煙”就是兩種矛盾的認知，個體就必然產生認知失調。這種範例同樣可以應用於兩種不一致的行為⑨。在論及失調對行為的影響時，利昂·費斯汀格做了兩個假定：⑴當失調存在時，由於個體心理上會產生痛苦，所以個體會試圖減少失調，達到認知和諧，以減少心理上的不舒適體驗。⑵當失調存在時，除了努力減少失調外，個體還會積極地避開可能導致增加失調的情景和信息。減少失調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完成：⑴改變自己對行為的認知（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理由）；⑵改變自己的行為；⑶改變自己對行為結果的認識（改變態度）⑩。
根據利昂·費斯汀格的理論，他們除了會刻意迴避承認他們就是中國人的一切證據，以免加劇自己的認知失調情況外，他們還可能會有以下三種選擇：⑴他們告訴自己，他們所排斥并不是同一個族群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心理就不再會有負擔；⑵不再排斥他們（中國人），那麼以後心理就不會有負擔。⑶雖然排斥他們（中國人），但現實上并未造成排斥結果，所以心理不必有負擔。
由於台獨分離主義者內心深處的不安感從未消除，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們不斷強化。在憤怒與討厭的情境下，他們通常會選擇第一種方式來解決他們內心認知失調的問題。簡言之，台獨分離主義者必須把“中國人”他者化，否則他們就會一直陷在認知失調的困境中。
（三）小結
著名的台灣資深企業家許文龍，就日本在台灣殖民後期，在台灣推廣基礎教育一事，曾經表示：“的確，日本人是為自己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做給全世界人看，才會為了台灣的統治煞費苦心，也完成許多卓越的工作，但這同時對台灣同胞而言，也是非常幸運的。”⑪許文龍的這句話，分析起來非常具有典型意義；其內心深處的意思應當是，日本人是外來侵略者，欺淩與壓榨台灣同胞，一切舉措都是為了日本人自己的利益，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但是沒想到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居然也願意認真推動台灣人的基礎教育，對於居於受壓迫地位的台灣人而言，這無疑是非常幸運的事。反過來對國民黨的指責，則建構在“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為什麼國民黨卻長期對外省人與本省人採取差別待遇？由此可見，國民黨根本就沒有真正把本省人當成是一家人來看。你對我好，是應該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分離主義思想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你先不把我當自己人看，我為了解決我認知失調所帶來的思想衝突痛苦與現實生存資源利益的考量，只好也不把你當成自己人來看。
質言之，一旦我們深刻瞭解台獨分離主義者的心結，只要當局能够出台正確的對台政策，精凖地落實，台灣同胞的這個心結并非不能化解，而且也不會耗去太多時間。關鍵點不過就是“共享”二字；至於制度的差異，雖非不重要，但是在中國大陸已經大幅改善民生生活的基礎上，當涉及統獨議題時，這并不是台灣同胞內心深處最關切的第一要義的問題。
四、陷在歷史夾縫中的台灣外省人
在我們考慮要如何化解分離主義的問題時，值得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台獨分離主義者由於不斷強調台灣的本土價值，刻意區隔或妖魔化與大陸有關的多數人、事、物，在仇恨與獵巫的需求下，必然造成了台灣島內族群的撕裂。因為1949年遷至台灣的外省人，有著與台灣本省人迥然不同的歷史記憶。沈筱綺表示，外省人之所以不接受台灣民族主義，有幾個原因：⑴省籍背後所代表的對“故鄉”的情感；⑵基於外省人對於個人價值與尊嚴的追求；⑶台灣民族主義在政治動員過程中對外省人的排斥與不尊重；⑷台灣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台灣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所蘊含的歷史記憶的否定。
多數外省人第一代，都有“歷史或國家虧欠他們”的遺憾與悲傷。對“中華民國”的信仰至少能讓他們感覺到，他們是為了“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與繁榮，才成為不孝的子女、不負責任的丈夫、失職的父親，甚至是失學的文盲、無妻無後、孑然一身的老人。他們的人生價值與意義正是建立在“中華民國”之上的。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不僅否定“中華民國”的價值；而且外省人內心認為對國家民族的犧牲奉獻，也被台獨積極分子認為是“獨裁者”的幫凶。
的確，極少數“外省權貴”曾經借由威權體制，壓迫了台灣本省人的語言與文化，但是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并不是壓迫階級的成員，但是卻被迫共同承擔歷史責任。台獨追求終結“外來政權”的本土價值，也一并抹殺了依附於“中華民國”而存在的價值與尊嚴⑫，這使得在台灣的外省人感到異常的憤怒與不滿。
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的感情與台獨思想一樣，代際相傳到了下一代，所以台灣的外省人第一代雖然絕大多數已經離開了歷史舞台，但是外省人第二代仍然是堅定的統派正藍論述的支持族群。然而，由於長期的時空阻隔與變遷，再加上反中浪潮的影響，除了極少數例外（這個例外也包括台灣本省人在內。事實上，台灣本省人中頗不乏抱持中國情懷者），台灣鮮有富含飽滿大陸元素的外省人第三代，所謂的“外省人”，總體而言，僅止於外省人第二代。
五、代結論：通過一體化待遇完成統一大業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要處理好民族與統一的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強化同一個文明體基礎上，解決生存資源分配與參與不公平的現象。如果“分配不公”與“參與機會不公”的問題不能够解決，即便統一，也定然是後患無窮；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境遇，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兩岸一家親”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真正把台灣同胞當成“自己人”看待。我們一方面要用好現有的政治制度與力量，把過渡期間與過渡後將要面對的社會衝擊，盡可能的提前化解掉；另一方面，則應該懷有廣闊包容的胸懷，理解部分台灣同胞所處的認知失調困境，用愛心與耐心去化解歷史所造成的悲劇。
抗戰勝利後，任職浙江大學的羅宗洛先生受國府教育部之命到台灣來接收台北帝國大學，當時台大的師生力主要將日籍教師全數遣送回日本，台大不應當再聘用日籍教授⑬。羅宗洛先生力排衆議，抵抗來自校內外的輿論與壓力，堅持將優秀的日籍教師全數留聘。羅宗洛校長表示，“大學之目的在於真理之探求，為人群謀福利。世界各國大學之制度，容有不同，然其理想則一，故有學術無國界之說。台北（帝國）大學⋯不可以台灣之大學自居，局促於小範圍之內。台北（帝國）大學雖以台北得名，然非台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國立大學，吾人必須努力，使成為世界之大學。”；“台北（帝國）大學之使命，不僅在於開發台灣之產業，應為中國研究學術之中心⋯優秀學者不問其國籍省籍，出身何地，應盡量招聘，予以種種便利，使安心研究講學”⑭、“我們切望日本的先生們盡可能地留在本校，將日本人在研究時所表現的戰鬥精神給中國的學生們看⋯⋯”⑮
其後來自北京大學，接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先生，在任期間強調“台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⑯。誠所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羅宗洛校長、傅斯年校長，堅持人格獨立、大學獨立與學術自由，為台灣大學的發展奠定了深遠的基礎。他們散發出的教育家氣度與非凡見識，影響了幾代人的思想與氣質。
中國正處於關鍵的歷史時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先人們的風範，實在值得我們反省、深思、敬仰、與學習。
註釋：
①江山淵：《徐驤傳》，參見《小說月報》第九卷，第三號。作者按：徐驤為清光緒乙未年間的台灣抗日義軍首領，其時聲名遠播。《小說月報》雖非正式史學研究雜誌，但是該文距事件發生時間不過二十年左右，有關情節之描述，仍有輔助還原歷史之功用。
②引自MBA智庫百科，認知失調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E8%AE%A4%E7%9F%A5%E5%A4%B1%E8%B0%83%E7%90%86%E8%AE%BA
③引自維基百科，認知失調。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8D%E7%9F%A5%E5%A4%B1%E8%AA%BF
④參見石之瑜：《政治心理學》，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1年版，第76-77頁。
⑤參見石之瑜：《政治心理學》，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1年版，第77頁。
⑥〔日〕本田善彥，《台灣同胞的牽絆》，堯嘉寧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40頁。
⑦林秀美，《帝大理農工學部簡介暨帝大之移交》，《校友季刊》1998年11月第八期，轉引自台大校友雙月刊網站：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2768。
⑧〔日〕本田善彥，《台灣同胞的牽絆》，堯嘉寧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41-142頁。
⑨參見黃天中、洪英正，《心理學》，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43頁；引自MBA智庫百科，認知失調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E8%AE%A4%E7%9F%A5%E5%A4%B1%E8%B0%83%E7%90%86%E8%AE%BA
⑩引自MBA智庫百科，認知失調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E8%AE%A4%E7%9F%A5%E5%A4%B1%E8%B0%83%E7%90%86%E8%AE%BA
⑪〔日〕本田善彥，《台灣同胞的牽絆》，堯嘉寧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41頁。
⑫沈筱綺，《故土與家園 探索“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兩個內涵》，載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2-145頁。
⑬參見羅宗洛：《接受台灣大學日記》，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台大相關資料》，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1頁。
⑭參見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台大相關資料》，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99頁。
⑮參見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台大相關資料》，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1-22頁。
⑯參見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4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2月號，總第24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