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對手”這樣的基本定位，自冷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如此。只不過在變化的國際形勢和美國面臨不同挑戰時期，當時執政的美國總統會根據美國利益，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加以不同的形容詞來修飾，以顯示這個基本定位向何方位移。如克林頓政府後期提出中美“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遭內部激烈反對，最後加上“致力於”三個字，變成“中美兩國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表示“戰略夥伴關係”還在建設中，並未回到“合作夥伴”的地位。小布什剛上台，便把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很快又提出“中國在一些問題上是對手，在一些問題上是夥伴”。到了911之後，基於反恐戰爭的需要，特別是中後期，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各方面都需要中國的支持協助，於是提出中國是“利益攸關方”的主張。這個提法，雖未明確定位，但已近乎“合作夥伴”的意思。奧巴馬時期的中美關係向“合作夥伴”位階大大移動了一步，他不僅一度稱中國是“戰略夥伴”，更認為應把中國納入現有的國際體系，共同維護國際秩序；提議美中合作成立所謂“G2”、“G4”集團等主張，都體現了這種政策思維。對於中國提出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奧巴馬政府也作出積極回應。雖然因美國內外各種勢力的阻礙，奧巴馬政府對華態度始終猶豫不定；但總體而言，此時的中美戰略關係，屬於雖未明確“合作夥伴”之名，卻有其實。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不斷以台灣牌、貿易、匯率等為籌碼，向中國謀取實際利益，但對於整個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並未明確。此次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顯示，美國對華戰略定位在“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兩端上下擾動十多年後，又回到原點，這無疑有著深刻的背景與涵意。
首先，是美國保守政治勢力指責埋怨小布什政府將美國的戰略對象搞錯，把戰略重心放在“反恐戰爭”上。其結果造成了美國花費高達數萬億美元的巨額軍費、數萬軍人的死傷，極大地損耗了美國的國力。由於戰略方向失誤，導致中國迅速崛起，俄羅斯也恢復了元氣，更別提朝鮮和伊朗等潛在擁核國家逐漸發展壯大，威脅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
其次，在這些保守勢力看來，中國日益強盛，與美國主流社會當初的期待完全不同。他們強烈質疑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持續多年的遏制加接觸政策是否有效？今後是否應該換一套手法以鉗制中國？“報告”就是特朗普政府为贏得保守派的支持而作出的回應。
第三，他們以自己的霸道心態和冷戰思維視角研判中國模式和未來發展戰略，認為中國發展的“銳實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十九大報告“講出了中國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班農Steve Bannon）。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是在這種長期累積形成的戰略焦慮、戰略誤判和高度情緒性戰略猜疑的疊加下誕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