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塑造顯性地映射為賓夕法尼亞大街兩端的你來我往。自特朗普當選並就任以來，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兩院通過立法方式給白宮劃出了一條條“紅線”。作為特朗普執政首年的重大立法成果，8月2日簽署生效的《以制裁應對美國敵對勢力法》本質上是兩黨合作、以跨黨高度一致的對俄強硬立場徹底限制特朗普對俄緩和的介入式塑造。在中美互動方面，《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夾帶的關於美軍艦停靠台灣地區的相關條款，或者在特朗普首訪亞太期間共和黨人在國會兩院分別提出的旨在收緊外資審查的《外商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也都是國會牽制白宮的典型例證。如果說以往的國會只是中美關係中的“不和諧音”，在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矛盾催化下，國會的負面影響或將以立法形式得以漸強。
另一種塑造發生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即軍人和商人這兩個共和黨傳統群體的角色。在對華政策上，前者傾向於警惕、競爭與對抗，後者看重實際獲益。雖然美國工商界在中美關係中長期積極，但如果意識到強硬政策將帶來更多利益，商人也完全會與軍人共舞。更為嚴峻的是，活躍在特朗普身邊的這兩派雖然會對“班農主義”的極端議程加以減振，但正在逐漸與“班農主義”形成了某種共振：商人實現絕對和相對獲益，而軍人作為實現手段獲得更多資源與空間。
第三，這裡的“美國”應該還有那些政策專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顯現出對政策專才開放的態勢，從而加速解決聯邦政府的空轉。不過，這未必意味著特朗普對外政策將日漸穩健，關鍵還在於他是否接受專才的意見。如果白宮和行政部門仍存在隔膜，極可能的結果是：決策的白宮和具體執行的行政部門繼續發出不同聲音，反而增加不確定性。
在對華政策上，政策專才的角色愈加微妙。一方面，當前華府的中國事務專才中的悲觀聲音有所抬頭，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幻想中國將演變為美國所期待狀況的一廂情願正在被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歷史性成功所打破。在如此背景下，中國事務專才即便進入政府，也可能難以提供建設性建議。另一方面，目前政府內的專才在對華態度上存在差異。分別獲得在國務院和國防部分管亞洲事務提名的董雲裳和薛瑞福在對華政策上就表現出了不同站位。前者雖然相對理性，但職業外交官的背景或促使其更傾向於執行而非決策；後者明顯鷹派，因新保守主義陣營的政治歸屬或將掌握更大決策話語權。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對台灣地區持有不同程度的好感或所謂“個人鏈接”，為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的前景帶來想象空間。
從“班農主義”的欲壑難平、到共和黨建制派的集體示強，再到對華政策專才的複雜心態，這些美國國內並不正面的因素，在跌宕起伏的中美關係發展史中可謂屢見不鮮，當然無法改變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合作大方向。不可否認，從良好開局到良性發展，2017年的中美關係極為成功地實現了“高開”。而兩國關係的歷史經驗也表明，“高開”後要保持“高走”，一定需要雙方的相向而行與攜手努力。“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充分展現了中方的良好意願和務實努力，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政府何去何從了。（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