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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祖國三千里》（來源：網絡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電（作者 汪毅夫） 認識藍博洲的人莫不以識荊為幸，老朽如我亦常對人言說“我的朋友藍博洲”雲雲。
台灣統派作家藍博洲是一個忠誠、質樸、有能耐的漢子。他積30餘年之功夫，不畏艱辛、克服困難，在台灣史領域（包括台灣政治史、台灣民眾史等）製作了眾多精良的口述歷史，如眼前的這本《尋找祖國三千里》。
他告訴我們很多，關於被淹沒的歷史、關於被遺忘的人物；他也教給我們很多，關於口述史製作的經驗、關於口述史製作的倫理。
廣義的的口述史包括回憶錄、訪談錄等；狹義的口述史則是有採訪人參與的，採訪人與報告人互動合作的、共同追求歷史真實性的作品，它不同於個人記憶（包括選擇性記憶、錯誤記憶）的筆記，也不是採訪人與報告人我問你答、你說我記的實錄。
讀了《尋找祖國三千里》，我想談兩個看法。
1. 《尋找祖國三千里》引述的多是讓藍博洲有意擱置、晾了多年的口述史報告，有的甚至是報告人逝世多年以後才被披露的。
時間會證明一切。由於某些原因、出於某種動機，有報告人會做誇大其實的報告（統派學者、也是“我的朋友”的王曉波教授曾斥之為“黑白講”）。此種報告經不起時間的證明，經過若干時日，連報告人也不敢如是說了。這是“晾了多年”的一個好處。在藍博洲面前和筆下，失實的報告全然沒有被采信的空間。另外，合於“不影響當事人生計和生活”的學術倫理，有些報告遲後發表才是正當、合理的。
2. 《尋找祖國三千里》也引用了某些審訊記錄。我曾在一次學術演講裡說：“在我看來，審訊記錄簡直是另類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於口述筆錄：有訪談（審訊）時間、地點、訪（審問者）、談（受審者）雙方的問、答（包括追問和補充問答）及簽名；其解讀原則也包括了‘硬傷’和‘硬道理’：盡可能不發生誤讀歷史的‘硬傷’，盡可能發現近於歷史真實的資訊。”我曾想，審訊記錄裡的受審人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包括嚴刑拷打、威脅恐嚇以及關於組織、戰友、親人安危的考量），這是其“另類”的特點。讀了《尋找祖國三千里》始知，有關台灣政治史的報告人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包括對“禍從口出”和“歷史悲劇重演”的擔憂）。藍博洲用什麼贏得報告人的信任呢？是他恪守學術倫理的人格力量。
祝賀我的朋友藍博洲又出了一本好書。
2017年10月4日記於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