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內部的政治派別爭端，使得巴勒斯坦陷入事實上的分裂。而相互敵視的兩大陣營，也使得巴以和談受到了巨大的阻礙。巴勒斯坦任何一方在巴以問題上做出一定的讓步，必然伴隨著另一派的激烈批評和抨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巴勒斯坦內部形成統一的意見，開啟與以色列的和談進程。
這次哈馬斯決定單獨做出巨大讓步，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實現的。當然，這並不是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第一次出現“和解協議”。事實上從2007年開始，國際社會尤其是中東國家就開始不斷的斡旋和調解巴勒斯坦內部矛盾。比如2007年沙特阿拉伯調解下的《麥加協議》，2008年在也門簽署的《薩那協議》，2011年在埃及簽訂的《開羅協議》，2003年在卡塔爾簽署的《多哈宣言》，以及在2014年簽署的《加沙協議》等，一系列協議的核心思想，就是停止分裂狀態，通過大選的方式來形成未來代表巴勒斯坦的新一屆政府。但是過去的諸多協議，都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一次在埃及斡旋下的協議，之所以會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很有可能改變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狀態，主要是由於今年上半年哈馬斯內部所經歷的政治人員變動。領導哈馬斯多年的馬沙阿勒到任離職，而接替馬沙阿勒的，是被外界視為哈馬斯內部溫和派的哈尼亞。與此同時，在2017年5月份，哈馬斯發布了新的《綱領文件》，代替了1988年哈馬斯剛剛成立時的《憲章》。《綱領》相較於《憲章》，剔除了諸多“伊斯蘭極端主義”言辭，同時更加注意爭取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獨立，這也為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和解帶來了機遇。
巴勒斯坦兩大派別和解，並不代表著未來哈馬斯與法塔赫之間的裂隙會完全消除，更不代表著巴勒斯坦派別紛爭就此會結束。實際上儘管同意法塔赫進駐加沙，但是加沙未來哈馬斯控制下的准軍事派別“卡桑旅”，以及這些年建立起來的加沙軍事警察系統，如何安置這些隸屬於派別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軍事勢力和組織，將會成為考驗未來巴勒斯坦派別和解的重要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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