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牌大國裡，這樣的配合相對嫻熟些，社會形成了層層累加的適應性。比如美國、俄羅斯等，追求最好避免最壞是凝結在輿論表層之下更厚實的公眾態度，這為國家外交獲得較多張力提供了隱蔽的授權。
中國的全球外交經驗還很少，民眾對國家力量與國際權力之間關係的認識還很模糊，輿論與實際民意的異同廣受爭議，公眾意見對政府決策的牽制力比在西方大還是要小一些，一時也挺難說的。這一切顯然需要逐漸釐清。
總之，中國社會確實不能有時時事事“中或最贏”的期待，對何為輸贏也決不能短視，不能過於聚焦事情本身，而應真正崇尚“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國要做“笑到最後”的那一個。
大國的自信體現在，進則不需要紅地毯和凱旋門，克制則不需要鋪台階，需要彈性時可以輕鬆完成轉彎。大國不僅力量大，而且回旋餘地大。大國不僅要有“外交無小事”的認真，更應該有“外交無大事”的氣度。
中國越強大，越可能遭遇更多批評和指責，面對奇奇怪怪的外部要求和情緒。我們必須能夠同時應對多個麻煩，做到舉重若輕，而不是有變就驚，滿眼都是危機。做大國是一種“生活方式”，既然中國的宿命就是做大國，我們就不必怨天尤人。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