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難民成為額外包袱。2015年以來，大批來自中東的難民湧入歐洲。收容國出於人道主義考慮，需要為他們提供醫藥、食品、住房、基礎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
在一度被視作“高福利典範”的瑞典，2015年接收難民人數多達16.3萬。難民湧入使瑞典的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資源告急，中央政府不得不將自願接收難民政策改為各地市強制分配。瑞典行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馬滕·布利克斯撰文指出，瑞典的薪酬水平處於全球高位，而絕大多數難民受教育程度低，很難適應當地勞工市場，這兩者是個“糟糕”的組合。
再次，福利制度本身使人“變懶”。在福利體系不斷制度化的過程中，一直有經濟學家提醒，不要讓多餘的福利變成剛性需求。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發表分析報告指出，歐洲福利制度過分保護勞動者利益，失業保險甚至比一些崗位工資還高，這使得一些人寧肯吃救濟，也不願工作，導致政府稅負問題更加嚴重。
最後，歐洲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也對改革形成掣肘。對於高福利困境，一個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削減福利，但政治家們只顧眼前利益，對長遠的改革畏手畏腳。薩裡告訴記者，任何政客只要反對福利國家理念，肯定得不到選票。上台者若要推行削減福利的改革，必定遭到利益集團的反對。以希臘改革為例，可以說每一輪削減福利都舉步維艱，引發各種抗議活動。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福利制度研究者瑪蒂爾塔認為，社會福利在65年前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如今則更多成了各黨派政治談判的籌碼。
（來源：新華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