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5日電／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要求，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把握“三個體現”，即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指明了基本路徑和主要著力點。如何堅持中國特色，避免簡單套用歐美智庫標準，是值得智庫界深思的重要問題。在當前的“智庫熱”中，要清醒地看到歐美智庫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大資本驅動下的智庫異化現象，以此為鑒，警示中國智庫的發展。
從獨立走向異化：歐美智庫發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庫一直以“獨立性”標榜自己，表現為智庫的非營利性導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觀點的客觀中立性。然而，智庫的獨立性需要一定的條件，一旦條件喪失或者發展環境變化，智庫異化現象便隨之而來，可以說智庫異化源於智庫獨立性的逐步喪失。觀察歐美智庫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夾攻下，智庫正因逐漸喪失獨立性而走向異化。
歐美智庫的獨立性產生於資本與權力的對峙。20世紀初，湧現出不少至今為人稱道的智庫典範，如布魯金斯學會、查塔姆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這些智庫在創建初期，多以超越權力和資本的公益理念作為發展宗旨。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視戰爭為文明世界最肮臟的污點，致力於阻止國際戰爭；布魯金斯學會創始人羅伯特·布魯金斯深受美國當時的進步主義影響，認為必須通過客觀、科學的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使之有效地服務公眾。這一階段，智庫的獨立性首先體現為財務獨立，布魯金斯學會最初的運作資金來源於創始人羅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首批運作資金是安德魯投入的1000萬美元，之後不斷收到許多無附帶條件的捐助，經費保障使得智庫研究者能心無旁騖地開展科學研究，而不為其他政治和經濟勢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的美國還是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布魯金斯的進步主義理念，還是卡內基的世界和平理想，體現的都是逐步壯大的資產階級希望強化自身在公共問題上的話語權，希望阻止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資本與權力對峙過程中，智庫獨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張揚，其主張也反映出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公眾利益。
資本和權力的結合使第二撥智庫的發展開始偏離獨立性。二戰前後，無論是歐美政府還是企業，都意識到戰爭廢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資本與權力開始走向結合：權力需要資本為自身實現全球霸權服務，資本也樂意從服務權力中獲取利益，兩者一拍即合，在實現全球秩序重建過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這時成立的代表性智庫有美國企業研究所、蘭德公司等。當美國政府為實現全球霸權進行布局時，企業研究所和蘭德公司都把研究領域聚焦在國家安全上，並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與政府全球擴張計劃高度結合，蘭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於美國空軍委托給道格拉斯公司的一個研究項目——蘭德項目。與第一撥老牌智庫相比，第二撥智庫在財務運作上更多依賴於政府資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蘭德公司從政府獲得的委托研究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87.1%，其中來自美國空軍、陸軍和國防部等的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52%。這一時期智庫開始偏離獨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觀科學成為其獨立性的主要標簽，如蘭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極大改進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價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財務運作的獨立性已被擱置於相對次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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