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模式”
辜汪會談代表兩岸關係告別隔絕互斥的舊時代，進入協商對話的新模式；二老簽署的四項協議及其落實，正是兩岸建立結構性合作之始，迄今已逾二十四年。
2008至2016年國民黨執政期間，兩岸簽署的協議達二十三項，包括建立經濟合作架構，大大提升了雙方的結構性合作。至今才提需要“有些”結構性合作，又無具體內容，難免顯得落伍。
尤其蔡英文上任、民進黨執政後，推翻了九二共識，造成作為推進兩岸合作互利的制度化聯繫與協商機制停擺，合作的腳步和互利的進程都告停滯。包括為深化兩岸經合架構的服務貿易協議，在已簽署將近四年後，仍因民進黨抵制而未完成立法程序；貨物貿易協議的協商亦因失去九二共識而中斷。
這些既有的結構性合作，皆因政黨輪替而遭摧毀，並不是兩岸原無構想和實施方案。並且變成大陸為向台灣工商農漁界示惠，而逐漸單方對台釋放利益，台灣執政者也就自我邊緣化了。
蔡英文在談到新模式時，緊接著表示希望台灣今年能再出席本月下旬的世界衛生大會WHA。若謂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屬於兩岸結構性合作的問題，應是合理且有意義的。然而眾知，今年的障礙出在蔡未承認九二共識。在國民黨執政期間，正是透過兩岸良性互動而達成台灣出席WHA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會議，大陸亦未向台灣挖取邦交國。
可見除了經濟領域之外，兩岸還在國際領域建立了不同於以往的結構性合作新模式，值得後繼的台灣執政者擴大運作來謀台灣之利，卻因兩岸失去政治互信，致使台灣繼無法出席ICAO會議後，又被排除在WHA門外。近日，蔡英文連續十次以上要求大陸放行，難道隔海再三籲請大陸的許可，是比以九二共識和大陸直接對話更有尊嚴的另一種所謂新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