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給家人送上一千斤書，還是塞上六十斤家裡的煎餅，就具有了分水嶺的意義。前者是希望家人不要繼續現狀，借助書本走向新生活，後者是希望家人不要忘記現狀，通過煎餅找到回家的路。
如果說農民工是當前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景象的話，范雨素的意義正在於，她給了我們一種提醒，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是出門時帶上六十斤煎餅，也有大量的農民工，帶上的是書本、是地圖、是希望。而後者，由於其心理期望的不同，再叫“農民工”已經名不副實，這也就是為什麼范雨素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十多年來堅持稱自己是“新工人”，而不是“農民工”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新工人”三個字中的“新”字，比後面二字更為重要。
即便如此，無論是皮村的“新工人”也罷，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也罷，他們都是這個社會最能觸動淚點的一個群體，也正是最需要我們這個社會自省自查的一個群體。當我們在醫治這個痛點的時候，既要觀照到“六十斤煎餅”群體的需求，更要觀照到“一千斤書”群體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范雨素》能否超越時空而具有經典意義，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那一組臨沂農民工吃煎餅的照片一樣，共同作為新世紀現代版的《活著》，道出了這個時代的痛點，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共鳴和思考。只是希望這種時代集體無意識的感動和反思，不要淺嘗輒止，更希望日後這種“活著”的心酸故事，能更少一些，最好不要再見。
（來源：光明網 光明網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