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安保政策上,安倍或許會在日美同盟問題上做出更大的讓步,不僅為美國駐軍日本支付更多的“勞務費”,同時,為保證美國部隊的安全提供更多的軍事馳援等。顯然, 安倍政府是“以退為進”,借助日美軍事同盟的跳板,實現“借船出海”的軍事夢想。當然,美國迫於自身財力和國力的衰退,或許會給予安倍政府在軍事上更大的活動空間。
第二,借助美國的力量,適度平衡對華關係,伺機尋找中日關係轉圜的突破口。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這是個極為重要的時間節點。首相安倍晉三本人及外務大臣岸田文雄等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均已明確表態,希望借此重要歷史節點,改善緊張的中日關係,同時,進一步加強中日兩國在經濟、環保等多個分野的戰略性合作。日方的這一積極表態無疑為中日關係走出持續的低迷期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也為中日關係發展迎來可能的一波小高潮釋放了積極信號。但儘管如此,2017年也是個極為敏感的歷史節點,其距離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正好80年的時間,而後者極易成為引發中日關係新矛盾的導火索。由此對中日關係而言,上述兩個不同意義的時間節點卻代表著兩個性質迥異、甚至可以說是“一正一反”的“歷史故事”,折射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效果。
最後,談一下東亞經濟及亞太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顯然,這也是蒂勒森東亞行的主要議題之一。當前涉及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潛在合作機制包括RCEP、中日韓FTA及前途未蔔的TPP。由於日本一直希望在上述機制中植入“高標準”、“高水平”的開放性規則,再加上政治因素的諸多干擾,致使RCEP和中日韓FTA的談判遲遲未能產生令人滿意的成果。另一方面,日本實則在做兩手準備,即一方面希冀主導建立一個“沒有美國參加”的TPP合作框架;另一方面與美國構建所謂“超高水平”的經濟合作框架,並進一步將其推廣至全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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