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各國間的政策協調和對話機制為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提供了保障。從2008年的華盛頓峰會到2016年的杭州峰會，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的關頭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如今已從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對話和磋商平台，並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預防和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第三，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變，國際貨幣體系也朝著更有益的多極化方向發展，更具穩定性、代表性和時代性。
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博認為，人民幣加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有利於分散風險，也給了投資者更多避險選擇。王黎明也認為，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美元霸權而造成的國際金融秩序失衡。
作為國際經濟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於2016年正式生效，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4個新興經濟體躋身IMF股東行列前十名。
（來源：新華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