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用《刑法》加重誹謗罪，就算判有罪，對段宜康來說，頂多就交些罰金了事。可是法院只要論以《選罷法》的意圖使人不當選，並判以任何徒刑，就必須宣告褫奪公權。這對段宜康而言，就是能不能繼續當“立委”的大問題。重點是，段宜康這個大問題，法官都懂。
段宜康是民進黨“立法委員”，在本屆彰化縣長選舉，表態支持同黨籍候選人魏明穀並為其助選的事實，段宜康自己都承認。而段宜康在臉書上撰文批評黃文玲的時間，就在選前不足兩周的時候，寫的內容又與選舉有關，所以，段宜康臉書之文，有意圖使人不當選，應該沒什麼討論空間。
問題在於，段宜康這段臉書文字，都是事實陳述，而非評論文章，若沒有合理的出處及必要查證，就容易被視為惡意杜撰攻訐。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段宜康只交代說是彰化地方傳言，自然被法院認為空言卸責，而予判決有罪。
二審時，段宜康找了3個證人，包括黃文玲的堂哥黃上揚、黃上揚友人林煥宗、民進黨前“立委”邱創進。依據法院當前的判決摘要，黃上揚作證說，他有跟段宜康談段寫的那些事。這些事又是誰說的？黃上揚說，是聽叔叔黃石城說的。林煥宗則作證稱，他與黃上揚聊天，黃說“叔叔告訴我，蕭景田對黃文玲有出錢出力”，他有把這段話告訴段宜康。高等法院就依據這3人的證詞，認為段宜康有盡合理查證義務，改判段宜康無罪。
但從3人的作證內容判斷，這3個證人，至多只是段宜康的消息來源，不是合理查證的一方。而且，這3人對於段宜康寫在臉書上的內容，也都不是親見、親歷，全是你聽他說，他聽你說，最後講到黃石城說。
嚴格說來，這些都只是沒有證據能力的聽說。若是法院能憑這種證人都未曾親見親歷的聽說，當重要證據判決，我們“中華民國”的監獄，關的都將是好人，而不是壞人。如此可議性的取證方式，用在段宜康這件高度具政治性的案件上，勢必引發司法服務政治的聯想。
排除司法服務政治的聯想，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心，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標。法官審判的認事用法，做到如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是第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