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為蔣介石“追剿”失敗辯解，另一方面的潛台詞則是認為紅軍長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於蔣介石故意“放水”。這就貶低了紅軍的英勇善戰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事實上，這一觀點根本不能成立。試想，如果蔣介石有意“放水”紅軍去西南，他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鎖線，紅軍又為何會在湘江一戰中損失過半？如果蔣介石有意驅趕紅軍去四川，紅軍為何會北渡長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費盡周折地在敵人包圍圈中來回穿梭？如果蔣介石有意放走紅軍，他又為何不斷嚴令部下加緊追剿，並在日記中屢屢對未能“一網打盡”紅軍表示懊惱？顯而易見，蔣介石“放水”長征說是一種牽強附會之臆測。
否認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中的領導地位。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有人質疑這個提法，認為遵義會議後在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軍事上是周恩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因此“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
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史實。遵義會議後，張聞天雖在黨內負總責，但他很民主，特別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而且他不懂軍事，也就基本不插手軍事。周恩來雖然是軍事方面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也很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場的爭論中，他最後還是聽從了毛澤東的意見。經過這件事，中央決定成立“新三人團”負責軍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其實毛澤東是核心。包括林彪後來對毛澤東的指揮有意見，寫信給中央要求撤換軍事領導，鬧出一場會理會議風波，這也說明毛澤東當時已是紅軍的實際領導者。稍後陳雲離開紅軍去莫斯科，他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時也說：遵義會議上，“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這同樣是指實際領導。另據張國燾回憶，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對他說：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觀點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長期以來，“飛奪瀘定橋”已成為紅軍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典型例證，但近年來卻有人試圖否定這一史實。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寫道：“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英國人李愛德、馬普安在《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說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了河裡。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意在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英勇事跡。實際上，“飛奪瀘定橋”並不單指奪橋一戰，它還包括了一晝夜240裡的強行軍。從這個意義上說，“飛奪”一詞是完全成立的。至於瀘定橋是否發生過戰鬥，以上兩種說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說“根本沒有戰鬥”，後者則說“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說“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後者則說國民黨把百姓擊中掉進了河裡。二者的來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價值的應該還是來自敵人的原始檔案。台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一份西康軍閥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時間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紅軍“飛奪瀘定橋”之日。此處“奮戰”一詞，無疑說明那些否定瀘定橋發生過戰鬥的說法是錯誤的。另外，英國人採訪的那個老人說“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對的，因為正式發起攻擊的時間是下午16時，17時便奪橋成功。由此看來，所有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說法都是不實之詞。
綜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著“還原真相”的旗號，惡意剪裁歷史或編造謊言，採用“戲說”“爆料”“揭秘”之類的手段，肆意歪曲長征歷史，抹黑紅軍的英勇事跡，醜化和矮化領袖。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必須予以有力批駁，我們要還歷史以真相，洗刷潑向長征偉大壯舉上的污水，讓長征精神永放光彩，永遠成為激勵我們前行的精神力量。（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盧毅）
（來源：解放軍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