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在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交融交織
沈騰分析，兩岸關係無論在政治上有什麼紛爭和對立，但在法律上，按各自的憲法文本，“兩岸一中”是毫無疑問的。他介紹，立法權本身不等於主權，而是管轄權（治權）的組成部分。兩岸在管轄權分立的情況下，各自通過立法方式制定的行為規範，其效力只及於各自的管轄領域。他表示，這一現象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在兩岸經貿文化和人員的往來交流不斷擴大的形勢下，雙方把這種交流納入法治化軌道的努力。其二，儘管兩岸處於政治上對立的狀態，互不承認，且沒有展開政治上的談判，但在法律層面上，不僅相互承認對方法律規範的效力，而且通過某種形式制定共同的行為規範（兩岸協議），來規範雙方的經貿文化和人員交流關係。其三，由於這些法律規範是在兩岸各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基礎上制定的，而兩岸現行的“憲法”均是“一中憲法”，因此，這些法律客觀上起到了將兩岸“憲法”中關於“一個中國”的根本規範予以落實和具體化的作用。這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法治化進程奠定了重要基礎。
沈騰表示，以兩岸和平協議為基礎，構建由兩岸協議和各自領域內制定的法律法規組成的兩岸關係法治框架，是建立兩岸和平發展的長效機制的關鍵。他認為，在人類社會組織的治理方式中，唯有“法治”的治理方式能夠跨越自然人的壽命，形成穩定、持久的長效機制。兩岸和平發展長效機制的建立有賴於兩岸關係法治化的進程和成果。兩岸應當共同為此付出努力。
兩岸在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延續
沈騰認為，海峽兩岸長期處於隔離狀態，兩岸在政治制度、價值理念、意識形態領域均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就導致了兩岸民眾在生活方式、文化觀念等方面都有著隔閡。而文化交流是消除隔閡、拉近距離的橋梁。他主張，擴大文化交流不但符合兩岸民眾增進溝通和了解的迫切需要，更能在精神層面引起兩岸民眾的思想共鳴，消除隔閡建立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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