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復甦勢頭並不穩固，新興國家也相繼遭遇困難。各國對拉動增長的手段有不同認識，有的主張有空間的國家運用財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強調財政紀律和供給側改革，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勢呼喚新共識，人們期待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杭州峰會上商定採取什麼樣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中美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兩國的政策協調對全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美能否為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多邊共識確定基調，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已認識到結構性改革對保持兩國乃至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中方承諾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方承諾在貨幣政策正常化過程中充分考慮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外溢性影響，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釋放引領全球治理改革的信號？
近年中美關係的一個亮點是，雙方協調合作的觸角加快向全球層面延展。例如，兩國率先就減排方案達成共識，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奠定基礎。再比如，兩國共建核安保示範中心，為加強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範例。中美還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開展防治傳染病和幫助改善公共衛生體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擴散、打擊海盜、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實際成果，在伊核、朝核、阿富汗、蘇丹等涉及國際安全的熱點問題上，雙方也有著比較有效的協調。即便在分歧明顯的網絡安全領域，中美也確立了《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指導原則》，建立起熱線。
但中國作用的上升在美國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爾峰會就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達成原則共識，但美國國會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終通過，使之獲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世界第二位以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識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長的經濟領域。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代表著21世紀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產品。美方對此不大適應，視之為二戰後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遭遇的最大挑戰，採取了懷疑和抵觸的態度，甚至游說盟友抵制。但隨著中方努力展現積極效應，美國智庫較快調整看法，批評政府短視，未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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