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南海政策的國際化面向
長期以來，台灣當局一直有與大陸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默契，堅持雙邊協商解決南海爭端。然而，近年來隨著南海問題的持續升溫，台灣當局不斷突出“中華民國”在南海議題上的重要性，試圖透過南海議題參與地區多邊對話與合作機制的目標越來越明顯。馬英九頂住美國的重重壓力登上太平島也是為了明確南海作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的事實和太平島在南海的法律地位，直接針對菲律賓在南海仲裁案中提出的太平島不屬於島嶼的說法，象徵意義非常大，擴大了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的影響力。台灣當局針對東南亞各國提出的南海主權爭端解決“五國五方”動議，積極提倡“五國六方”動議，表面上看是兼顧了大陸和台灣的雙方利益，也得到了美日和其他聲索國的支持，但真實意圖是在突出台灣的主體性和“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份。⑧這表示雖然台灣當局在南海問題上受到的掣肘較多，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主性，南海政策作為台灣國際戰略的重要一環開始面向國際化，提倡多邊協商對話解決，通過南海議題提高台灣的國際參與和能見度，從而拓寬台灣的國際空間。台灣南海政策的國際化面向是為化解台灣在南海問題解決上的身份困境，防止被邊緣化，爭取話語權，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能見度，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活路外交”戰略的重大拓展。然而，因為台灣沒有外交關係，台灣的南海政策的國際化必須適度。
（三）台灣南海政策分歧逐漸縮窄
台灣由於身份困境在南海問題上左支右絀，一般藍營認為南海關係到中華民國的主權，應該竭力保護，甚至可能與大陸合作；綠營主張維護台灣的獨立自主性，在南海問題上區隔大陸。由於台灣是選舉政治，國民黨和民進黨為爭取中間選民和主流民意，在大多數選民具有偏好的問題上呈現一致性。隨著國民黨的“獨台”意識增長，與民進黨的“台獨”意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雙方的政治光譜不斷靠近，往中間走，“中華民國”符號成為雙方的最大公約數，加之美日等國的外部壓力，雖然雙方南海政策的表述不一樣，但基本目標和主張日趨相同。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雙方都多次強調維護南海尤其是太平島主權，堅持太平島作為島嶼而不是島礁，對太平島的被動守護轉化為積極作為。因此，台灣南海政策的重心轉向太平島，這與蔡英文只提出“不會放棄太平島的主權”如出一轍，馬英九登島後蔡英文並沒有像往常否認馬英九，甚至主動提出維護南海主權。⑩第二，雙方都重視從戰略安全和經貿政策來考慮南海政策。這主要表現逐漸側重考慮美日和東南亞各國的意向，將南海政策與安全政策及經貿政策連帶考慮，實現南海政策與經貿政策的一致性。在這種背景下，馬英九當局也逐漸不主張與大陸合作。第三，雙方都宣稱依據國際法尤其是國際海洋法公約，維護航行自由，維持區域的穩定，加強南海的共同開發與管理，以和平方法解決南海問題。⑪
台灣當局南海政策的政治割據邏輯
南海問題歸根結底是政治問題，政治因素是決定台灣南海政策的內生變數。正是在多重復合博弈結構中，台灣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但也正是在多重復合博弈結構中，台灣的南海政策選擇面臨著諸多政治困境，呈現出政治割據邏輯。
（一）基於政治關係定位的台灣南海政策主軸
南海是兩岸發生聯結的重要領域，如果說兩岸在內部和台海都形成了“分治”的現狀，那麼南海是唯一由兩岸共同治理的領土，並且長期以來保持默契。⑫可以說，兩岸長期以來在南海問題上以 “領海一中”來體現“九二共識”。台灣的南海政策受兩岸關係的影響非常大，是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的焦點和觀察台灣大陸政策的視窗。⑬在分隔初期，兩岸雖然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張基本一致，但台灣當局由於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大陸政策，1970年後因“一個中國代表權”之爭，台灣為維持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南海政策逐漸走向消極。在李登輝執政初期，1991年台灣當局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區”，1993年制定了《南海政策綱領》作為其南海政策的最高指導規則，明確規定南海政策配合國家統一綱領研擬相關對策及計畫。1999年拋出“兩國論”之後，為了擺脫對大陸的過度依賴，台灣推行“南向政策”，其南海主權要求和政策實施力度不斷減弱。2000年後，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以“台灣”代替“中華民國”以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身份主張南海主權。馬英九上台後，兩岸政策又回到“一國兩區”，在南海問題上堅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強調“中華民國”在解決南海問題的地位和作用，實質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在南海領域的體現。因此，身份認知決定利益選擇，兩岸問題橫亙在南海問題之中，台灣的南海政策受到兩岸政治定位立場的影響，只有建立真正的集體身份認知，共同夯實兩岸一中的共同政治基礎，才會實現台灣南海政策的穩定性與明確性。⑭馬英九的南海政策也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政治基礎上，520後台灣當局的南海政策也會受到民進黨兩岸定位的影響。
（二）受制於政治張力的台灣南海政策選擇
台灣在南海事務多重復合博弈結構中處於正中心，夾在美日、菲越和大陸的戰略爭奪中。台灣在身份定位上尚未與大陸取得共識，又與其他國家的立場存在著結構性分歧。兩岸政治定位問題促使台灣的南海政策不斷國際化，但這與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不相符合。⑮由於南海事務涉及到國家主權、國號等敏感的政治問題，台灣在南海事務的參與上不可避免會遇到身份難題。大陸對“一個中國”採取“內外有別”的處理方法，在國際上奉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參與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國家統一前政治定位的結構性難題，與大陸合作就讓人感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東南亞各國與大陸之間存在著重大利益關聯，實行“一個中國”外交政策，不可能在南海問題上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台灣不可能繞開大陸參與南海談判。南海事務對台灣來說非常重要，也是台灣民眾關切的要點，如馬英九登太平島在台灣獲得62%民眾支持，如果不積極參與可能會在南海事務中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試圖以參與南海事務為契機拓展國際空間，實際上是做給大陸、東南亞各國和美國來看，平衡各方需求。
在南海事務多重復合博弈結構下，台灣的南海政策選擇存在著政治張力，必須考慮到各方對南海島礁的實際控制權、主權聲索現狀和行動能力。⑯以往，台灣的南海政策主要考慮兩岸政策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關係，兩岸的南海政策具有高度一致性，甚至一度出現了合作意願和難得的歷史機遇。⑰然而，隨著美日等國介入南海事務，台灣的考慮更加多元化，不想以南海問題影響與美日之間的關係。台灣在參與國際空間與戰略安全等方面有求於東南亞和美日等國，但南海具有重要的戰略和資源意義，對台灣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台灣也不能完全攀附美國。大陸在南海實力的迅速發展讓台灣產生扼守其生命線的擔憂，但不與大陸合作則沒有實力維護台灣的南海主張。在這種背景下，台灣只能將自身定位為和平締造者，最優的南海政策就是提倡各國在南海合作，用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堅持自身的主張。例如，一方面滿足美國的要求擴建太平島通信和救援措施，積極協助南海國際自由航行權的落實，另一方面對美國多次要求台灣明確U型線和歷史性水域性質卻沒有答應。台灣如果採取強硬的做法包括與大陸合作則可能影響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甚至美日之間的關係，如果採取消極的做法則會影響台灣維護南海主權的根本目標，也可能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對台灣內部來說，如果與大陸合作則會引起一部分的擔憂，如果與美日走得太近則會引發民意反彈，並與台灣的主權宣示之間存在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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