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認為，“在解釋新興市場危機的發生率時，美國的貨幣政策往往與新興市場國內因素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高位且不斷上升的美國利率可能很快成為新興市場危機的驅動因素：此類條件可能導致新興市場借貸成本升高，還有資本外流以及金融部門冒險意願下降。
美聯儲政策中任何意外舉動的潛在影響，在2013年的“縮減恐慌”中表露無遺，當時，僅是美聯儲可能很快縮減其超寬鬆貨幣政策力度的暗示就足以引發一波全球恐慌。
科普克表示，就1994－95年墨西哥匯率危機而言，3個因素都起了作用，當時美聯儲開始以25、50甚至75個基點（1994年11月）的加息幅度進入緊縮周期。
“美聯儲比外界所預期的更加咄咄逼人，”科普克表示，“讓市場感到意外顯然並非上策。”（那時美聯儲尚未建立在貨幣政策會議後發布公開聲明的制度。）
他說，到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美聯儲的回應已變得更加迅速，它退出了緊縮周期，擔心東南亞的動蕩會影響美國經濟。
美聯儲給當下的新興市場帶來了何種風險？科普克表示，最大的風險之一是，它可能“落在曲線後面”，延誤加息太久。相比正確路徑，這將導致最終的加息幅度大得出乎意料，最終的利率絕對水平也更高。
“人們已習慣於這樣的套路：美聯儲稱要進行緊縮，結果當市場波動或其他風險浮出水面時，政策制定者便收回緊縮言論，呈現出‘如有疑問，按兵不動’的規律，”克普克說。
但隨著美國接近實現充分就業，隨著通脹向目標水平趨近，“你可以看到收緊政策是有道理的，”他說，“不需要很多就足以改變整個平衡”。
顯然相信“更長時間保持較低位”如今意味著“永遠保持較低位”的投資者，最近幾周已經湧向新興市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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