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因捲入外交機密費挪用醜聞，柳井受到嚴重訓誡處分並遭解職。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有職業污點的人物，2005年被日本當局舉薦到國際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並於2011年至2014年擔任法庭庭長。2014年6月，柳井連任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擔任法庭庭長。
正是在柳井擔任庭長期間，菲律賓單方面發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長的權限使柳井得以決定組建臨時仲裁庭，並在中方缺席的情況下指定5名仲裁員中的4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諾三世政府的這種“默契”，恐怕已經很難以“巧合”來描述。
一個“巧合”接著一個“巧合”
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的有關爭議單方面提起仲裁時，新加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戴尚志敏感地意識到“日本”因素。他同年1月29日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將受到質疑。”
戴尚志舉出兩處“可疑性”。一，2012年12月安倍晉三上台。2013年1月，外相岸田文雄選擇馬尼拉作為出訪第一站，並承諾向菲律賓提供海岸警衛隊船只。
日本外務省發布的1月10日日菲外長會談概要顯示，岸田與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雙方圍繞南海問題達成共識：重要的是，所有相關國家應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相關國際法；並就（南海問題）繼續合作達成了一致”。戴尚志在文中提醒說，考慮到“東京與北京的關係因尖閣群島／釣魚島而日漸緊張，有人會質疑，在岸田文雄訪問後不久菲律賓就提出這一法律挑戰是否巧合”。
戴尚志點出的另一個“巧合”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據《公約》附件七第3條，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特定情形下有權指認、組建特設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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