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智庫建設本身也需要“戰略”，需要找准制約瓶頸、扭住關鍵環節。區別於其他研究機構，智庫最重要的屬性是“政策”。智庫需要承擔與政策相關的研究課題，培養和輸出政策分析人才，並且注重發揮政策影響力。
對一個智庫政策影響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肯定。
智庫學者得有“政策感覺”
智庫的政策影響力不是海市蜃樓，它要靠一大批有實力、有經驗、有闖勁兒的智庫學者作為支撐。一個優秀的智庫學者則需要具備較好的“政策感覺”，這正是智庫建設的關鍵環節和著力點。
“政策感覺”並不是抽象的。作為智庫學者，首先要能提出有政策意涵的好問題，能夠通過分析公開講話等材料辨識出決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門的困擾所在，進而將自己的研究議題進一步聚焦。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智庫學者，確實需要讀透政策文件、讀懂文件中“言所未言”的能力。
其次要能理解政策制定和執行環節的複雜性，能考慮到相關政策部門所受的限制，進而提出“管用的”對策或對策思路，而不是僅僅做出政策批評，或是提供大而無當的政策建議，比如“增強戰略定力”、“加強戰略溝通”之類。
再次要具有較強的政策溝通能力，善於和影響政策的“利益攸關方”打交道，在政策對內傳播、對外傳播方面有較好的分寸感，能夠讓對方聽懂和接受相關的政策性闡述。
美國智庫學者常就此刻意訓練，設想自己只有3-5分鐘時間向美國總統做簡報，逼著自己把複雜的政策問題和“有料的”政策建議在最短的時間內講清楚。
一個智庫學者是如何煉成的
從理論上講，智庫學者要想擁有較好的“政策感覺”，有賴於“旋轉門”的真正建立。
以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為例，他早年曾獲“馬歇爾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從博士後研究人員做到了副教授，並出版多部涉及核裁軍、反恐及亞太問題的政策性研究著作，後以海軍情報官員身份進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任職，在克林頓執政時期被任命為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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