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解決問題的根本仍在於改變權力的封閉，並以常態化、社會化的監管，約束、規範不羈的權力。
其一，幹部的評價考核不應該完全取決於上級，而應該參酌民意。既然群眾早有反映，那就不妨把問題調查清楚，清者自清，只有經過嚴格的民意調查程序，才有可能在最大可能純潔隊伍的同時，傳導給社會以積極的、正向的信號。反之，罔顧民意，急慌慌提拔任命，必然會給組織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並劣化社會情緒。
其實，目前的制度設計並非沒有組織考察這道程序，只是在很多時候，這一看似嚴格的程序已經被虛化，甚至淪為體現領導意志的工具，走過場，耍花槍。預設主題，預定人選，嚴格控制意見的表達，也因此，這樣的民意采集不可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如何讓民意對官員升遷起作用，值得深思。
其二，對於官員的監管，還應該立足於常態化、社會化的約束和規範。也即，應當允許民眾對主政官員提出正當的批評，而不是動輒堰塞民意。這並非是干擾理政，恰恰是對為政得失的一種糾偏。如果一個地方只有附和的聲音，而鮮有質疑乃至議論，官場的閉環就不可能打破。據報道，蘇榮主政江西時，不切實際地大搞綠化工程，勞民傷財，儘管百姓議論紛紛，屬下官員卻一味迎合，結果給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損失。
說到底，有病治病，惟有及時發現問題並及時處理，才有可能治病救人，也可使當地經濟社會免於一而再的折騰。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