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獵官員”情報圈
在變成“污點證人”之前，行賄人對“官員圍獵”的手段卻在與時俱進、花樣翻新著，這給偵辦帶來了很大難度。
“說到‘圍獵官員’，當以山西最為典型。”一位紀委工作人員丁甲（化名）表示，如何接近、控制并俘獲官員，是山西老板們在圈子裡公開交流的話題，老板們的朋友圈就是與官員有關的“情報”的流通圈。
“在圈子裡刺探并發布和官員相關的信息，山西的老板非常囂張毫無避諱。”丁甲表示，除此之外，老板們還有自己獨特的渠道獲取信息，安插“臥底”、買通身邊人等手段并不罕見。
記者了解到，除了對官員的個人喜好如洗澡、美女、打牌、收藏、玩車等等悉數掌握之外，對官員家庭成員、外圍關系乃至朋友圈的動態也要一一跟進，其信息之准確、更新之迅速令人吃驚。
“姑娘結婚、兒子留學、丈母娘換房、老婆買新車、情婦生兒子、朋友打官司……圍繞老板們感興趣的官員的隱秘信息，很快就會被獲悉。”丁甲介紹，隨之而來的就是老板們對症下藥、斟酌藥方。
而長期與官員打交道，商人們對官員的觀察入木三分，對自己的判斷亦充滿自信。
“關鍵是要掌握好送錢的節奏，什麼時候送、送多少、怎麼送。”一位有多次行賄經歷的煤老板表示，“一般的要先請吃飯、再送禮物，然後是真金白銀；而有的甚至接觸一次便直接可以判斷，給50萬能收，直接拿錢砸，根本不必做其他試探性的舉動。”
隨著行賄的價碼越來越高，山西查處的賄賂案件，曾出現兩個特點，一外幣量大；二銀行卡多。
“地市級別的案子，查處出的外幣量驚人。”丁甲表示，用外幣行賄，主要是因為拿起來方便。10萬元人民幣，用歐元一個信封就辦妥。送100萬元人民幣可能需要行李箱，改成送歐元僅需一個手提袋。
而在呂梁地區的老板們則認為，銀行卡來得更為簡便，因此這種行賄方式也更為普遍。
“大老板們隨身帶的卡包當中，每一個卡包都裝有二三十個卡，其中有銀行卡，也有購物卡。”丁甲介紹，購物卡一般額度都在10萬元之內。銀行卡則分20萬元、30萬元、50萬元乃至100萬元不等，每一張卡的背面都貼有小標簽，注明金額和密碼，以備老板隨時酌情送出。
早前曾被媒體多次曝光的“網上買賣身份證、銀行卡”現象，則為行受賄提供了另一種隱秘方式：用他人身份證件辦理銀行卡，用以賄賂。
行賄者的“賬本”
據介紹，小官員給大官員行賄的錢大多是自己的，其成分主要有合法收入、灰色收入以及受賄收入。另有官員向上級行賄，是有老板買單。
而受賄官員的潛在危險除了行賄老板們成為污點證人之外，可能收受的錢物已被行賄人登記在册，賬本起獲，一目了然。
“山西一李姓老板，喜歡送禮記賬，給誰送多少都記下來。”一知情人透露，這位李姓老板過去合作的股東鬧翻，該股東即收買李姓老板的司機，將記錄上百名官員受賄情況的賬本偷出，送到了檢察院，該老板現在取保候審狀態。
老板在“圍獵官員”的過程中，秘書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很多時候，秘書是行賄人和官員之間的總聯絡人。
“山西一市委書記落馬之後，其秘書也隨之被抓。經調查，很多書記沒有收受過的賄款，均被秘書中間窩藏了。而且經查，此秘書收的錢竟比書記還多。”前述紀委工作人員表示。
據介紹，在查處的行賄案件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受賄人不予承認的的款項。
“我辦理的一個案子當中，有人送錢是裝在藥盒子裡，外包裝盒是同仁堂的藥，據行賄人說裡邊裝了50萬元。被告人對此不承認，說以為是藥轉手送給了別人。這50萬元賄款因此便未落實。”一位律師表示，有些行賄人放在茶葉盒、煙盒、糕點盒裡的賄款，受賄官員或者順手送人，或者長期未打開，覺得發黴就扔掉，這種事也常見。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現的一些案件中，行賄者作證稱自己遭到索賄，并拿出了相應證據，這成為行賄人被“輕處”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案例并不鮮見，這也展現了另一種行賄者的形態——他們并非自願，卻又因種種原因，無法在賄賂發生時主動站出來檢舉。但由於其被索賄時具有一定的“自保”意識，對索賄的情況進行了證據保存，從而能向司法機關證實索賄情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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