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這些嘗試，都是從古代中國文化中擷取思想資源，然後試圖應用到世界秩序的規劃上。這種取徑，原則上並沒有什麼不對，甚至也是值得鼓勵的工作。但是，吾人必須對其中潛藏的陷阱提高警覺。其中最主要的陷阱是，這類對中國與西方所做的對比相當程度上都是 “理想型”（ideal－type）式的抽象；實際上，古代的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否符合這樣的理想，不無疑問。論者或許會說，此處的重點在於文化理想，而非現實。這個論辯是說得通的。儘管如此，吾人仍可質問，文化理想是否能超越時空背景而獨立存在？還是說它必然鑲嵌在某種特定的社會環境（包括生產力水準、政治、經濟條件等等）中，因此某種時空的產物不一定適用於另一個時空背景？或者換個提法，思想是否有其 “社會背景”？思想是否有其“物質的與制度的基礎”？此處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論者常說，西方是傾向於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而中國則強調集體主義與共同體利益。然而，如果說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盛行之後的必然趨勢，則現代的中國也無可避免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此一來，回頭強調古代的集體主義與共同體利益，在當代處境下是否具有現實意義，不無疑問。因此，作者個人寧可對此類在 “思想上”超越西方的途徑持保留態度。而如果說每一種思維與認識世界的方式都有其 “社會背景”，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那麼吾人是否可以跟隨王義桅的腳步，追問國際關係理論與世界秩序的 “文明性”？按王義桅教授的提法，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其實帶有 “美國性”、 “國家性”， 也就是 “一時一地的歷史產物”。如果這個提法可成立，那麼特定國際關係的形態（或世界秩序）及其衍生出理論，也可能只是某種特定文明型態的表現方式。如果此說可以成立，這就要求我們在提出替代方案之前，必須對西方與自身的文明都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個人以為，這個目標需要透過文明的比較才能達成。
三、文化復興之道：以文明的比較研究為起點
現在回到論壇的主題：“中華文化的復興”。思考這個主題時，吾人必須追問，中華文化指的是什麼？中華文化的復興意味著什麼？思考這個 “大哉問”時，不妨從這個問題開始：對於外國人而言，談到中國文化時，人們會想到什麼？稍微有文化素養的可能會想到孔子、老子、孫子等古代偉大的思想家；等而下之的，可能只會想到龍、中國菜、功夫、太極拳、風水、甚至熊貓。然而，中國文化就只限於這些文化象徵嗎？人們是否會想到，中國可以提供一套不一樣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答案恐怕是否定多於肯定。這就是今天吾人談論中華文化復興時最大的困境：我們所能引以自豪的，幾乎都是老祖宗留下來的遺產，但這些遺產有多少是能引起現代人共鳴的？現代的中國人又有多少文化創新能貢獻於世界文明？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警言—傳統文化在中國正在 “博物館化”—可謂一語中的。 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吾人實有必要全面地重新認識、評估自己的傳統與文明。
不幸的是，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學風傾向於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對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 “相信別人而不相信自己”的心態有十分傳神的描繪，很值得吾人反省，因此底下做比較長的引述：
中國知識份子的批判意識當然很強。從墨子批評孔子與孟子批評楊朱、墨子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經常蔑視當代的思潮，而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也不例外，五四運動也好，新儒也好，他們都對所有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在歷史上的表現，評價不高，覺得近代中國的學問還不能處理這個時代的挑戰。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失望感。
相反地，他們對於在中文書籍雜誌中橫行闊步的歐美聖賢如韋伯、柯羅柏、克羅孔、艾森希塔、貝拉、哈伯瑪斯、傅柯和伽德瑪之流，卻充滿了羨慕之情。尤有甚者，對於許多中國學者而言，那些西方權威非但是主要的學者，更是評價中國文化的最高法官；他們的評估可以決定中國文化的價值以及其生死存亡：“儒學在二十世紀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決於它是否能夠經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後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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