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在當時並無實踐的成熟條件，只能當作是一種觀念的提倡，而在1919年10月，“總統”徐世昌宣布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而在五四運動中，某些反對中華傳統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傳統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五四運動是知識份子從民間由下而上發動的，其參與的力量極其多元，影響的層面也就極其廣泛。其中部分活躍的成員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部分成員則著手推動白話文（現代漢語）、國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以及漢字簡化、漢語拼音等。其中參與推動民主與自由啟蒙運動的人，對於民主與自由的內涵可能理解上過於浪漫與簡化，對於法治觀念與經濟建設的著墨不夠，以致於五四運動的目標與手段相互錯亂與衝突，迄今我們仍在為民主與自由的實踐，到底能否與中華傳統價值相輔相成爭論不休。
2、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是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運動，以“禮義廉恥”為核心思想，提倡國民重視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企圖從根本上革除國民生活陋習。當時中國飽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與侵略，蔣介石委員長希望救亡圖存，而選擇一方面發揚傳統道德並賦予新義，另一方面結合西方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以至基督教價值觀元素，由上而下的推動全國各省市建立新生活運動分會，每年要訂定新的達成目標與作法。由於經費及人力的不足，新生活運動的成效在對日抗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運動組織網絡和動員能力，在對日抗戰仍舊起到正面作用。最後則因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1949年內戰失利而“暫停辦理”。
然而新生活運動在抗戰前夕推行僅有三年，如火如荼的推行，表面上看似壯觀，項目上林林總總，卻讓人記誦起來頭皮發麻。其實，古人切己之學，先由師長啟蒙由外而內，再經親身體驗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由小而大。不需敲鑼打鼓雷厲風行，只需師長耳提面命，敦睦良友互相觀摩，時時自省自惕，修身工夫自然可以內化與持久。而一鄉一地的仁人君子，自然可以形成眾望，為一地風氣之價值標竿。鄉民對於士君子的社會期待，也會轉而成為支持君子道德操守的社會力量。可惜當時國內的知識青年心氣浮躁，對於傳統的道德已欠缺尊敬心理，加以由上而下急於求成的政治運動，又很容易流於形式。所以新生活運動有矯正五四運動流弊的作法，但是用政治力來型塑新文化，很難一蹴可幾。
3、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為反制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摧殘，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顯示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1966年11月，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張知本等1，500人聯名給“行政院”寫信，建議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要求規定每年11月12日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隔年7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由蔣中正“總統”親任會長。此一文化復興運動也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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