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巧不成書。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正式負責對台工作。1989年，我又調到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任副主任。
這期間，我參與和經歷了兩岸關係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汪辜會談”和1998年的“汪辜會晤”等。
李光耀促成“汪辜會談”
為什麼“汪辜會談”選在新加坡？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資政玉成了“汪辜會談”。
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告給李登輝？楊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之後，據我駐新加坡大使館轉達李光耀的通報稱，他專程到台灣，將楊主席的話帶給了李登輝。一段時間之後，李光耀又告訴中國大使館，李登輝同意兩岸對話，由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談經濟，地點就在新加坡。我們同意了。
“汪辜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作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主談人，我4月23日就飛赴新加坡，與台灣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磋商會談的有關事宜。
但是，兩岸開創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極其艱難的。這從當時雙方對一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出來。
因為舉辦“汪辜會談”是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出於禮貌，海協方面建議汪先生在辜先生抵達新加坡時，到機場接機。但是當時李登輝主張到新加坡談有一個目的，即，要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所以海基會非常強調這一點。海基會方面認為，雙方都各自來到新加坡，不必由誰接誰。因此對我們的建議，海基會沒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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