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的發展會與西方有所區別，包括市場方面，因為國情不同。但在目標和意義上會“殊途同歸”，無論中國智庫還是西方智庫，目的都會是為了推動政府決策的科學化以及社會公共政策的完善，並且因為其專業性，也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目前95%的智庫是官辦智庫，並且這些中國智庫所代表的“軟實力”與中國綜合國力世界有數的地位不相對稱，也就是說“軟實力”發展大大滯後於“硬實力”。因此，中國政府未來對智庫進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將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
隨著中國創造向中國製造的轉型，隨著政府管理體制不斷朝著公開、透明的方向發展，政府與社會公眾溝通不斷深化，智庫對我國社會生活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從提出新的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引導公眾輿論和社會走向到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參謀、影響政府的政策等各個方面，智庫都發揮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時，智庫把學者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政府的政策產品，成為溝通政治和學術的橋梁；智庫及時反映和匯集社會各種意見和需求，起著利益表達等作用；智庫還為某些全球性問題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
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的大舞台上，中國智庫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的創造者
從事“思想”生產和提供新的政策主張是西方智庫的核心功能。
智庫積極探求新的政策思想，這些思想往往帶有前瞻性，在短期內不一定會被應用於決策制定的過程中，但在智庫的倡導下有可能逐漸被決策者所接受，從而成為政策或獲得立法。我記得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領導者曾貼切的說過智庫對下一屆政府的影響大於對現任政府的影響。
而在中國，智庫的專家學者也大都是研究經濟社會問題的精英人物，他們的思想觀點和研究成果對於社會思潮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智庫通過媒體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或自己的出版物，通過舉辦研討會和培訓活動、參加重要的決策咨詢會等形式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氛圍。同時，智庫用權威性的報告對社會思潮的形成和發展進行引導。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提出“中國科技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躍升期”，長城戰略研究所提出“中國製造”、“北京創造”等概念，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提出的被譽為世界三大競爭力理論之一的“城市價值鏈理論”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的提出，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
（二）重點領域決策咨詢的提供者
與世界各國的多數智庫一樣，中國絕大多數智庫都以承擔政府委托的研究課題作為機構業務重心，為政府決策制定提供咨詢論證；同時，在研究的基礎上圍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建議，影響政府的政策。
例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等智庫直接參與北京總體發展規劃的制定與修改；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等為中國人才領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等智庫參與北京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論證與制定；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推動中關村(000931,股吧)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方面提供了多方位的決策支持。
（三）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者
智庫的本質特征是獨立性，提影響公共政策為基本目標，因此，一個合格的智庫的研究和建言，應該著眼於社會公眾的基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同時，要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擾，避免為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者代言。
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要求廣大社會公眾參與到政治上來，參與到政府決策上來。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決策，更需要傾聽公眾聲音，代表和反映社會公眾的利益。隨著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中國公共政策的決策儘管仍然在很多時候不能令民眾滿意，但相比以往，情況要好了很多。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決策開始越來越注意接受各類智庫的各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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