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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王岐山 |
1969年，不到21歲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隊。春天剛到，知青們就要學著在地裡施肥播種。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糞、驢糞、羊糞都有。每天要趕著驢從村裡往山上運兩次糞，每次都要一個多小時。幹糞每袋四五十斤，有點水分就重一點，六七十斤。”當時的大隊支書尹治海回憶，趕驢馱糞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嶇的羊腸小道，一腳踩不穩，就會滑到溝底。大隊長韓志厚擔心知青們幹不了這活。但王岐山說：“我們現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員，生產隊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韓志厚聽了，半開玩笑地說：“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糞，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員。”
第一天送糞，知青們將糞袋抬到驢背上，驢剛走兩步，糞袋就掉了下來，他們不得不喊住驢，再抬，再趕，再掉……後來王岐山經過觀察發現，要想讓糞袋不掉下來，必須要將糞袋裝瓷實，給驢壓力，還要把糞袋放在驢背的正中間，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時候，男知青們在王岐山的帶領下，已經能順利地送糞了。
知青到來後，康坪大隊副業和集體經濟發展起來，大隊的幹部和財務工作受到無端猜忌。王岐山建議財務公開，他與大隊支書尹治海、村會計高志強一起，核查了村裡的農業、副業和知青安家費的開支情況，並沒有發現不妥。調查組把各項開支公示，還了生產隊幹部一個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裡，還保存著當年王岐山書寫的調查記錄：“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費每人由公社實發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費開支1342.19元，醫藥費71.08元，建窑費840.00元……總之，康坪知青安家費收支平衡。”
1971年，陝西省博物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從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講解員，23歲的王岐山被錄用。和他一批下鄉插隊，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館的吳永琪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每次半夜起來上廁所，都看到對門的燈還亮著。“有時我就敲敲門說：‘岐山，怎麼還不睡呀？’他說：‘我看會書。’有時候他看書看高興了還念出聲來。”吳永琪說，“我們也看書，但我們拼不過他。王岐山在博物館工作期間，李先念曾來參觀。館裡的軍代表一擼袖子說：‘這事我來幹。’館裡的革委會主任就說：‘你還是全面負責保安，李先念同志還是由岐山來接待。’”
1973年，25歲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1976年畢業後回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1976年，“四人幫”倒台。各地掀起一場小型政治運動——“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吳永琪回憶，館長袁仲一老先生也被捲入其中，成為被“清理”的對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學家，被稱為‘秦俑之父’，沒犯什麼錯誤。他跟我說：‘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滅自己。’我當時是館裡的團支部書記，正在入黨，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態比我們好，他跟我說：‘你害怕什麼呀？！你什麼問題都沒有，該吃吃，該喝喝。別人整你，你自己還整自己呀！’我把他這話轉告給袁先生，後來大家都挺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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