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一帶一路”在推動了中國外交重心轉移的同時，也實現了外交策略總方針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的轉移。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實現戰略重心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之後，在外交上也確立了收斂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光芒，一心一意謀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積累中國的總體實力，而對於國際社會中發生的諸多爭端和熱點問題，採取低調超脫的靈活姿態，全力營造有利於國內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對於此種低調務實的外交風格，鄧小平同志將其概括為“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在此後的三十多年時間內，無論是在處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國際事件，還是應對海灣戰爭、科索沃危機、反恐戰爭、金融危機等複雜地區和國際性問題，中國都採取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各方發展關係，採取相對超脫的態度，不捲入衝突和糾紛，極力避免引火燒身，一心一意致力於經濟發展。
“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提出，是中國外交策略總方針突破韜光養晦的一個轉折點。儘管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國領導人在中央周邊工作座談會上已經提出奮發有為推進中國外交，但真正標誌著向奮發有為轉變的還是“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與此前中國外交給人的低調超脫的印象相比，“一帶一路”給人一種極強的視聽衝擊力，意味著中國不僅善於謀劃自己的和平發展，高調向世界宣示要努力尋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積極向國際社會大膽提出倡議，一道實現“亞洲夢”、“世界夢”。誠然，如同一些人士所擔心的那樣，中國主動高調提出若干合作倡議會引發一些國家的猜忌，甚至會招致一些國家添油加醋地挑撥，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關係在短期內難免會受到影響，但直面矛盾和挑戰本身就是一種奮發有為的體現。說到底，奮發有為強調的不是中國想要做什麼，而是強調中國外交要有一種負責任、敢擔當的精氣神。中國人毫不隱瞞自己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想法，也不願對自己的戰略意圖遮遮掩掩，國際社會更關心的是中國此種敢於擔當的行為究竟是一種積極的福音，還是一種消極的挑戰。只要中國堅持平等互信、包容開放和合作共贏的新國際關係精神，多做對自身和國際社會有益的事情，究竟是韜光養晦還是奮發有為，並不是那麼緊要。
當然，強調奮發有為也不是像歐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做的那樣謀求地區和世界霸權，而是謀求建立命運共同體。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在國際社會中倡導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當年在談到“有所作為”的時候，也強調所謂“有所作為”就是要改革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在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的時候，更多關注在改革自身的政治經濟體制上有所作為，以適應國際社會的需要，在既有的國際秩序更多採取融入和學習的態度。“一帶一路”的提出，則在繼續推動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也強調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上奮發有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眾多獎學金名額、培訓機會等，都是中國外交奮發有為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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