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當然深知當下推動“內閣制”改革的危害性，尤其是在蔡英文很有可能勝選2016之際，所以一方面轉移話題，例如蔡英文主張召開國事會議，親綠媒體也不斷強調藍營內部有雜音，多位要角對“修憲”均持保留態度。但體制改革的民意氛圍一旦被煽動起來，再加上也有綠營大老如李登輝之流積極主張改採“內閣制”，綠營在應對此一議題時相當被動。
朱立倫在拋出此一議題時留有餘地，主張新制可以等到2020年以後再實施，選舉制度也可配套調整，沒有過份刺激綠營。但對藍營而言，在當前弱勢的情況下讓出2016年的四年任期，卻換到以後長期執政的機會，仍是一本萬利的好棋。這一切綠營當然瞭然於胸，對於“修憲”改採“內閣制”勢必會竭盡全力加以抵制；在綠營作梗之下，藍營並無法單獨“修憲”改制。
既然明知“內閣制”真正被推動的可能性不大，何以朱立倫參選黨主席時仍選擇拋出此一議題？關鍵在於“內閣制”議題的話題性十足，一提出即引發熱議。朱立倫藉由拋出此一議題，爭奪話語權相當成功，並藉此展現了藍營少見的議題設定能力，足以說服黨內他是新一代能引領民意風潮的魅力領袖。
“內閣制”的話題最終“出口轉內銷”，在政壇發酵後的效果又回到國民黨內和一般群眾身上。朱立倫明確顯示出他有主動設定議題、引領民意風潮、主導台灣政局走向的能力，這正是目前國民黨其他要角所欠缺的。在國民黨內一片低迷的氣氛下，正需要有能力的領導人。所以藉此議題凝聚人心、團結藍營、鞏固自己未來的領導地位，很可能才是朱立倫拋出此議題的真正用意，也才是朱立倫舞劍所針對的“沛公”所在。
馬去朱來：展望後馬時期的國民黨
1月17日朱立倫毫無懸念地接任了國民黨主席。但國民黨在2016年5月之前仍將處於“後馬時期”，朱立倫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能夠有甚麼作為？他最終又會把國民黨帶向何方？
首先，國民黨處於“後馬時期”的政治現實，將讓朱立倫很難主導政策的走向，畢竟行政大權掌握在馬當局手中。在人事上，由於黨機器掌握了2016年選舉的提名權，朱立倫會有一定的主導性，但也並非朱說了算，仍必須考慮馬當局的意向。所以無論是在政策上或人事上，朱立倫即使身為黨主席，但處於“後馬時期”仍然角色有限，難以大開大闔。
儘管如此，朱立倫在政策上並非沒有發揮的空間。如果朱立倫能善用黨主席的戰略位置，以及與“立法院”黨團之間較佳的關係，妥善協調行政與立法，甚至協助馬當局將一些高難度法案（例如服貿協議）在立法部門審議通過，不僅對他個人的政治聲望以及國民黨的內部凝聚會有很大的幫助，甚至對台灣的政局都有莫大的貢獻。
另方面，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主要能有所建樹的，是在黨務的面向上。許多調整的端倪，在他接任前後已然浮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帶領國民黨走向集體領導、菁英共治。如前文所言，朱立倫參選黨主席與明確表態不選2016，就已釋出國民黨未來將走向集體領導的信號。未來國民黨菁英參與黨內決策的機會，應比馬英九任主席時多得多，黨內可望由菁英共治一改黨主席獨斷的氛圍。
落實黨內集體領導、菁英共治的具體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恢復國民黨中常會原有的作用，讓中常會重新成為黨的決策機制，而非由黨主席說了算。藉由中常會增加各方人馬的參與，有助於收攏黨內已渙散的人心，特別是可以拉近已疏離的“立法院”黨團與黨中央的距離，將賦予國民黨團結再出發的強大動力。
當內部凝聚告一段落，朱立倫的下一步應該是帶領國民黨找回失去的群眾基礎，尤其是爭取年輕族群的支持。在他尚未接任黨主席之前，就已表現出勝任這部分工作的能力。
在朱立倫宣佈參選黨主席時，主張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在後續受訪時，他也表示願意進一步處理不當黨產。這些議題，朱立倫都不是第一個提出的，且在此時提出，也確實帶有迎合年輕人的謀略傾向。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敢於直面年輕人，甚至有把握未來在年輕世代中贏得支持，除他之外，國民黨內尚不做第二人選。由朱立倫出任黨主席，對於國民黨扎根年輕世代應該很有助益。
同樣是在參選黨主席時，如前文所言，朱立倫拋出的“內閣制”議題引發熱議，顯示出他有主動設定議題、引領民意風潮的能力，這正是當前藍營的短板、綠營的強項。在朱立倫的帶領下，國民黨應能有效擺脫以往在宣傳口上的頹勢，不讓綠營專美於前，如此一來，會大幅提升國民黨吸引選票、爭取群眾支持的能力。
身為“後馬時期”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如能在政策上與人事上保持低調、配合，但在黨務上能強化內部凝聚，並扎根年輕世代、爭取群眾支持，未來可望帶領國民黨成功蛻變。“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超越2016，台灣的朱立倫時代很可能在2020或2024來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2月號，總第2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