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尤陳俊認為，福喜案警示“食品安全案件僅僅靠重罰是不夠的”。
“更應該需要通過國家監管部門的日常監管，企業間的競爭性監督，以及培育消費者的集體訴訟，充分掌握食品企業的信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江蘇泰州1.6億環境公益訴訟案，則是目前賠償損失數額最大的環境公益訴訟案。
在這個案例中，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環境資源保護庭進行審理，二審開庭時間選在中國第一個環保宣傳日12月4日，省高院的院長親自擔任審判長，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親自出庭進行訴訟。
“這一系列安排，就使這個案件成為環境賠償天價案的標杆。”河南省律師協會副會長陳啟超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竺效評價，這一案例更展現了環境公益訴訟要從“被動靠政府”的單一訴訟模式，走向“多元治理、公眾參與”的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並行訴訟模式。
竺效也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基金的管理制度尚未到位。1.6億的天價罰款不可能給個人，那麼，誰來管理它？誰保證真正用到公益恢復的目的？”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司法探索和解釋。
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吳革是“中國影響性訴訟”的發起人。在他看來，影響性訴訟可能是大案、名案、典型個案，但後者並不都是影響性訴訟。
“影響性訴訟是以個案推進法治，始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頭。”吳革最後說，“它們不僅是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結果，更是提出改革開放、社會轉型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並以主體間利益糾紛的方式，尋求通過個案促進制度完善的契機，反過來也為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提供個案糾紛化解的法治經驗。”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