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見，在懲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強化懲治，將確保“紀律部隊”不斷做大做強，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
黨紀與國法“雙籠合圍”迎來依規治黨新助力
將權力裝進制度之籠，是反腐治本之策。中國事實上存在著紀律和法律的“制度雙籠”，關鍵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補互促。乘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齊頭並進，依規治黨將迎來更多法治助力。
2014年，反腐進程與法治進程的“化學反應”加速呈現。特別是刑法修正案（九）中，將貪污賄賂犯罪的數額標準改為視情節性質而定，並保留死刑；以“財產刑”加大對行賄犯罪處罰力度，嚴格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完善預防性規定，對利用職業便利犯罪實施禁業等。這些助力反腐的重大進展，相關法治精神已在對丁羽心等行賄人的判決結果和“天價罰金”中呈現。
此外，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缺席審判和沒收違法所得等制度程序，並在查辦“巨貪小官”李華波的“沒收潛逃官員違法所得第一案”中成功運用，為有效追贓提供了法治保證。
眾所周知，黨紀嚴於國法，越往後執紀越嚴，黨紀與國法的無縫銜接將更趨常態化。如關於“收受禮金入罪”的討論，很多人期待終有類似“網絡謠言入刑”的修法結果；建構紀律審查、黨紀處分與移送司法、證據認定等的“綠色通道”，也是執紀執法實踐中的熱點領域。此外，對重大腐敗案件依法公審，將成為傳導依紀依規從嚴治黨的高壓、彰顯中國式“制度雙籠”強大功效的最佳寫照。
國內與境外“雙線出擊”加快鏟除法外之地
2014年是中國“走出去”反腐並成功開辟第二戰場的提速年，有三件大事意蘊深遠：
一是習近平以“主場外交”破局，成功主導APEC話語權，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為追贓追逃開啟的國際反腐合作新秩序“塑形”，並成功將“北京議題”延續到G20峰會及其《反腐敗行動計劃》，將發達國家請下“道德高地”。
二是“獵狐”行動戰果斐然，實現西歐、北美和非洲等地“獵狐”突破，促使更多“貪官庇護所”收緊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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