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二點，還值得多說幾句。中國出走海外的異見人士較少有能融入當地社會的，這二十幾年他們當中幾乎沒有出過什麼成功人士。他們大多經歷了從開始時受追捧到逐漸遭到冷落甚至被遺忘的過程，他們彼此很不團結，明爭暗鬥是出了名的，對當地力量支持他們“不夠”還充滿抱怨。這讓人想到，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偏執大概不僅是政治上的，還有性格和做事態度上的。
陳光誠在國內陷入衝突，到了美國很快與他的贊助者發生齟齬。有了解內情的美國人承認，陳不是個“好相處的人”。
儘管中國與德美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不同，而且對如何應對異見人士既非法又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行為不太熟悉，但換個角度看，那些異見人士無論在中國還是到了國外，都不是現實環境裡的建設性力量。他們是與周圍環境發生衝突概率很高的一類人。
誠然，如何在中國現有體制內化解異見人士的問題，這是值得繼續探討的。他們的價值觀很難改變，但他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和態度或許有發生變化的空間。這需要當局對法律紅線的明確堅守，也需要輿論態度的鮮明。如果這樣的環境能夠真正形成並且保持穩定，約束力就會更加強大，異見人士就可能放棄一些幻想。這對社會及對他們本人都好。此外，異見人士在海外所遭遇的挫折，或許也能對內部的異見人士構成一定啟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