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子女費無疑屬於9項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計劃生育服務和獎勵優待”。根據徵求意見稿，如果流動人口的這部分錢由流動人口所在地支付，在全國獨生子女獎勵尚無統一平台的現狀下，這無疑是不小的數字。
而其餘8項基本公共服務、6項便利，幾乎每一項背後都包含一筆開支，每一筆開支又與戶籍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財政分配體制，到底一個地區的公共服務多少由地方承擔，多少由中央承擔。”喬曉春直言，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必然會導致地方對改革不積極，從而提供的公共服務十分有限。
在陸傑華看來，這一問題有可能通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解決，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認為，可以將為流動人口提供服務的效果納入中央對地方的考核機制，加強監督和執行效力的評估，以此提高地方積極性。
彭希哲則分析，目前，上海有近1000萬外來人口，其中約900萬是年輕人。作為上海外來人口的主體，年輕人為上海帶來的經濟效益超過上海為他們提供的公共服務。
“的確，一個地方增加外來人口會增加公共服務的投入，給當地帶來壓力。但是，外來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貢獻的，並不是無償享有政府的公共服務。”彭希哲說。
他認為，某些基礎公共服務其實對地方財政壓力不大。他以社會保障舉例說，醫保和養老保險都是以繳費為基礎的，應該自身收支平衡，如果虧空，一般會有財政補貼。中國大量的人口流動其實都是年輕人的流動，而年輕人享受養老資源、醫療費用都是相對比較少的。
多位受訪學者的共識是，居住證的餅能攤多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財政的支持力度。所以，不同城市對居住證的定義不完全一樣。
很多人並不想永久待在一座城市
在戶籍改革的路線圖中，新的居住證制度與城市化進程聯繫在一起。
彭希哲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徵求意見稿所提的居住證制度本是全國統一，但在實際執行中，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城市都不一樣。小城市可以直接給戶籍，大城市可能會比較廣泛地使用居住證服務和管理，或使用積分落戶的辦法配合居住證的使用。
徵求意見稿體現的正是這一原則。條文明確，居住證發放地政府應根據四種類別，確定落戶條件。這四類是建制鎮和小城市、城區人口50萬至100萬的中等城市、城區人口1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
徵求意見稿規定，特大城市應當根據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具有穩定就業和穩定住所、參加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合理設置積分分值。外來人口較多的北京、上海、廣州即屬於特大城市。
上海、廣州已推行積分落戶制，且該制度是建立在本地的居住證制度之上，持證者擁有某個積分即可落戶。相比“計劃落戶”，這種“條件落戶”的方式顯然更加公平。
目前，北京尚未實行該制度。上海、廣州是否會照搬原有積分制，還有待觀察。
在彭希哲看來，戶籍制度的改革是一個過程。上海在過去接近20年時間，從暫住證、就業居住證、人才居住證，過渡到普遍的居住證，在此基礎上建立積分制的變遷，再把能不能享受入學、購房、廉租房都和積分相聯繫。2013年7月1日，上海迎來積分制居住證時代。
彭希哲說，一些地方官員覺得，外來人口是想留在某座大城市。“實際上你去問外來人口，城市的生活成本那麼高，很多人並不希望永久呆在這個城市，只希望在生命的某一階段在這工作、學習、歷練，只是希望我在這的時候能給我住房、看病、就業等服務，他要求的並不是戶籍，而是相關的福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除了提供公共服務之外，居住證的另一功能在於，以公共服務讓被服務者進行信息登記。
“現在的居住證或者戶籍改革，不以促使人口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為目的。這個制度還只是你到我這個城市，我用什麼為你提供服務，便於我們管理。”彭希哲說，居住證只是過渡方案，不是戶籍改革最終目標。
本應享有的權利通過辦證才能享有，這引起一些學者的警惕。唐鈞認為，綠卡式的居住證在一國之內將公民分成3種身份——戶籍人口、持居住證的人口、既無戶籍也不持居住證的人口——這有可能產生“社會排斥”。
劉威沒有花時間去感受這些。和大多數打拼的年輕人一樣，他工作繁忙，試圖在這座城市中找到說服自己留下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