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歷史研究資料相對匱乏的年代，其所引用資料之豐富超乎想象。從文章的行文和注釋可以看出，當年徐博東教授為撰寫這些文章常常不辭辛苦，奔波於京城各家檔案館、圖書館，或訪問當事人。在《丘逢甲與康有為》一文中，為了論證丘逢甲與康有為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徐博東教授遍覽《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飲冰室文集•詩話》、《嶺雲海日樓詩抄》、《康有為致丘逢甲書考釋》、《丘逢甲文集》以及當時台灣最新公布的康氏己亥（1899年）《與丘逢甲書》，幾乎窮盡了一切可以找到的資料，最終找出了有力證據，並推測出康有為與丘逢甲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應當在1899年12月至1900年1月27日之間。類似例子在文集中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舉。從這些研究中體現出來的扎實學風，也反映了一個北大歷史學人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20世紀90年代之後，徐博東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轉向台灣現實問題研究，特別是民進黨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徐博東教授後來能夠在台灣問題研究上獲得巨大成功，成為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台灣問題研究專家，與其當年嚴謹的歷史研究訓練有著密切的關聯。筆者有理由相信，這部凝聚著徐博東教授心血的力作，必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的歡迎。
近年來，年已七十退休在家的徐教授，表面上婉拒出席各種涉台會議和一切媒體採訪，銷聲匿跡，退出“江湖”，實則老當益壯，再一次轉換跑道，繼續為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統一奉獻心力，發揮餘熱。他一邊扶鋤昌平興壽山下，養雞種菜，經營家庭農場。聽蟬溫泉花園小院，喂鳥養魚蓄龜，品茗怡情養性，過著花開花落，魚鳥為伴，世事如雲，任卷任舒的生活；一邊卻退而不休，筆耕不輟，潛心撰述家史——《台海悲歌》（暫用名）。據筆者所知，為了寫好這部家史，近年來徐博東教授不顧年事已高，自費回梅州、走汕頭、去博羅、上羅浮、過台灣，赴天津……，走遍父輩曾經戰鬥和生活過的地方——台灣的基隆中學、苗栗神棹山、鷂婆山、魚藤坪、台北、台中、高雄、屏東……跟他父親、母親有直接間接關係的歷史現場；訪問父輩幸存的戰友以及犧牲戰友的後代，當面請益；查閱舊報刊和歷史檔案，廣泛收集父母的各種資料，甚至從網上高價購買流落在市面上的父親的珍貴史料。通過辛苦的工作，他已經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為撰寫好這部家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日前，筆者有幸拜讀到剛剛草就的該書的“開篇”和“第一章”數萬字的初稿，真是催人淚下，文情並茂，精彩感人。70年來（從1945年算起）的兩岸關係離離合合，對我們的民族來說是一種苦難的經歷。而在兩岸分離的大背景下，對於徐家人來說曾經是有親不敢想，有家不能回，有苦無處訴，家庭離散、骨肉分離、望眼欲穿，這段家史不僅僅是70年來兩岸關係的縮影，更是一曲足以情動天地的曠世悲歌。
真誠期待繼這部歷史文集出版之後，那部濃縮了兩岸關係70年精華的徐家家史早日封筆付梓，為兩岸跌宕曲折的故事再添一曲動人的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