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往往會忽略的因素，就是北京的權力格局對於香港局勢的影響。長久以來，香港因“社會主義法外之地”的特殊地位，使在港中資成為政商利益集團的避風港。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中，整飭在港中資機構正是“重要戰役”，已見諸公眾的華潤總裁宋林案便揭露了冰山一角。那麼，當北京正在以“反腐”與“改革”向既得利益集團宣戰的關鍵時刻，香港以這樣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被塞入北京的政治議程，很容易引起各種猜測。另一方面，從北京決策層對港機構設置來看，張德江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統籌對港事務，同時，他所領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在今年八月強勢通過了包括否決“公民提名”在內的普選決議。而當北京將“佔中”界定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後，那麼，今年新成立的、以習近平為主席的國安委將如何介入並主導事件的處理？北京的統戰、外交、政法、宣傳等部門又如何協調運作，從而保證對港決策政令暢通？這亦是值得觀察的領域。因此，作為賽局參與方的北京，唯有在內外壓力中保持定力，形成一個明確、合理、有效、統一的危機處理思路，才能確保自身主體地位不被削弱，才能避免香港局勢朝著更加不樂觀的方向發展。
因此，對於北京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牢牢抓住對這場運動的對內、對外主導權。因為《憲法》與《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對香港享有絕對的主權。北京認為，“佔中”及普選問題背後是中國與境外勢力在香港的“管治權”之爭，這說明北京把“主導權”看得比誰都重要。以此類推，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現任決策層，在香港議題上贏得的主導權，就會鞏固其在內政問題上的主導權，反之同理。因此，無論北京內部對運動處理有何種不同的意見，但堅決捍衛中央政府的主導權，是北京無法忍讓的紅線。所以，北京與華府通過政治途徑完成利益交換，從而獲得香港議題的主導權，是北京最為樂見的結果。然而，一旦中美協商受挫，或僵持不下，北京很可能寧可不計成本，也要獲得百分之百的主導權，換言之，在此種情形下，北京成為非理性主體。
運動領袖：針尖上的舞者
最後，我們還是把目光聚焦在台面上的最大主角上來，也就是“佔中”運動者。由於群眾運動兼具自發性和動員性，所以在分析一個作為博弈主體的單元時，就要把運動中最有號召力或組織力的個人或團體抽象化為博弈的參與主體。無疑，就“佔中”運動者而論，“學聯”（大學生）、“學民思潮”（中學生）與“佔中三子”（知識份子）三者組成的聯盟（以下簡稱“三元聯盟”）已然成為核心。
縱然在數十萬的運動者中，佔大部分人數的是聲援“真普選”、認同理念的青年人，或同情學生、反對暴力、不滿港府處置方式從而自發走上街頭的普通市民。並且，根據一些親臨運動一線人士的觀察，這場運動表現為很明顯的“去中心化”，即無組織性。但是，若是回顧9月以來的情勢演變，從“佔中三子”剃發明志，到“學聯”組織罷課與“學民思潮”黃之峰的被捕從而使“佔領”活動全面升級，再到以共同名義發表聲明，並擺出與港府對話的條件，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三元聯盟”就是“佔中”的中樞神經，“三元聯盟”依舊是最富有號召力的團體。
對於運動領袖而言，若未能掌握得了參與民眾（至少是“佔領”港島地區的核心參與者）的行為，或“三元聯盟”未能就決定性問題（如是否擴大抗爭、如何設定對話戰術、如何回應港府通牒等）達成一致的意見，那麼運動領袖發號施令的正當性就會急劇下降，對群眾運動的號召力與控制力隨之下降，這就是運動領袖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所以，若要擺脫當前的困境，運動領袖一定會在維護內部團結的情況下，提出“新而有力”的政治訴求，讓這股“氣”能夠延續下去。同時，運動領袖料將“壟斷”與港府對話的管道。不過，擺在運動領袖面前的最大問題，是繼續旨在“畢其功於一役”的“公民不服從”，讓北京見識到香港的公民力量從而逆轉局面，還是將集會規模從“大而雜”轉為“小而精”，在不影響交通並獲得更多港人同情與支持的情形下做長期抗爭的準備？這個問題將挑戰著運動領袖的大腦。但運動領袖最需要注意的是，在當下的博弈架構中，北京和華府競逐主導權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當面對北京或華府的尋求直接接觸（或合作）的要求時，與任何一方結盟都是風險最高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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