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巨賈們的紛紛外逃，是否真預示著民主末日要來了？環顧世界，或許當有另一番考量。
資本外逃既非美國獨有，也並非資本主義獨有的現象。所謂資本外逃，是基於避險、獲利等動機，在一國出現的非正常資本外流。簡言之，資本外逃具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異常資本外流，而非正常的對外投資流出；第二，既包括短期資本也包括長期資本；第三，既有規避經濟風險的，也有規避政治風險的。由資本外逃的定義和特征可以看出，資本外逃的行為既無關“主義”，也無關“民主”，而是資本自身具備的“趨利避害”特有屬性。因此，不僅美國存在資本外逃的問題，其他許多國家也被資本外逃所困擾。
中國資本外逃問題由來已久，而近年來也有愈演愈烈的傾向。招商銀行聯合貝恩公司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2011年在中國擁有可投資規模在1億元以上的企業主中，近30%以完成投資移民，另有47%正在考慮投資移民。不同於印度與拉美國家的是，中國人移民的主要考量既非節省子女教育費，也非去發達國家獲取更好的就業機會，而是為了將錢放在一個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以及用外資的身份在國內享受優惠待遇賺更多的錢。
俄羅斯的資金外逃比中國又嚴重得多。今年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地區的爭奪上展現了強硬手腕後，歐美宣布將對俄羅斯採取嚴厲制裁。歐美制裁引起了俄羅斯資本的強烈擔憂，俄羅斯經濟部副部長表示，政府估算第一季度俄羅斯的資本外逃將達650億至700億美元，超過2013年俄羅斯全年630億美元的資金外流量。
由此可見，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全然不同的中美俄都存在令人擔憂的資本外逃情況，可以說，資本外逃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而在於具體政策。美國的資本外逃源於過高的賦稅難與世界接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發達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總體呈下降趨勢，綜合稅率從40%～60%降至20%～30%，而近年來美國卻並沒有降低稅率，導致企業為避稅而紛紛外逃。中國的資本外逃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與美國資本外逃類似，是資本的“趨利”所推動，由於內外資待遇雙軌制，外資機構和外國公民在所得稅、關稅、外匯管理、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等方面享有額外的優惠待遇，因此許多國內投資者通過過渡性資產外逃，將資本轉移至境外，再以外資身份回國享受超國民待遇；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險”，既有包括匯率風險、貶值風險和產權風險的經濟風險，也有行賄受賄等非法收入為了逃避政治風險。而俄羅斯的資金外逃則主要源於資本規避政治風險。
因此，各國欲解決本國資本外逃的問題，須從政策層面自省，制定適於本國國情的方案，而非將資本定在道德的十字架上，甚至與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糾纏不清。寄希望於“經濟愛國主義”，或是怒斥錢有“銅臭味”、資本有“劣根性”都無補於事，這種作為，不僅是執政者制定政策的無能，更是逃避思考的懶惰。資本如水，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本無善無惡，載舟還是覆舟全在如何駕馭。過界的將資本從經濟領域拽入道德範疇，反而會誘發社會多方面坍塌。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市場必勝論達到了頂峰，市場不僅被人們認為能夠最有效的分配資源和風險，還被認為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善。在這種價值觀念的驅使下，市場開始從經濟領域進入到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一些原本由道德準則等支配的衡量標準被“市場價格”取而代之。直到08年金融海嘯的爆發，這場完全由人為因素導致的災難，不僅引發了人們對市場在經濟領域能力的質疑，更讓西方開始反思市場與道德的關係——市場排擠掉道德後，社會全方位的“淪陷”。
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去年來中國大學演講，以《金錢不能買什麼》為題，討論了市場原本不應當進入，卻已經進入並且逐步泛濫的領域：監獄變成盈利性質、戰爭交給私人軍事承包商、廣告大肆進入公立學校、選票近乎被允許買賣、懷孕可以外包……似乎一切都變得待價而沽，所有問題都能夠靠資本來解決，這種社會變化正是將資本扣上“善”的道德帽子帶來的。
將資本冠以善惡標準來衡量社會所引發的道德淪陷值得我們警醒：在資本外逃的問題上，拋開善惡、拋開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專心探討具體措施才是正途。
（來源：多維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