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依賴的代價來說，敏感性是強加外力時，在國家調整政策以改變局勢前，受到有代價影響的程度。脆弱性則是強加外界事件，國家調整政策後，受到損害代價的程度。因為政策通常較難以迅速改變，所以外界變化的及時影響，總是反映在敏感性依賴；而脆弱性依賴僅能在經過一段時間，國家對改變的環境做出有影響的調整後，對其代價進行衡量。
當兩岸互賴的非對稱依賴槓桿傾向大陸時，台灣必然產生敏感性依賴的反應；亦即面對大陸的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誘因，台灣的產業供應鏈逐漸外移，以及大陸改革開放的時間愈來愈久，台灣的資金、技術、經驗優勢逐漸失去，所以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遲滯與悲觀未來的集體焦慮出現，加上薪資低落、物價上漲、所得不均等普羅大眾生活負面感受不斷，敏感性依賴隨之被強化。
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執政的國民黨，調整的政策是加速與大陸的經濟自由化，亦即透過降低關稅、貿易障礙等方式，尋求台灣經濟向上提升的發展空間，所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以下簡稱ECFA）在2010年6月簽署，相關的《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服貿協議也分別在2012年8月與2013年6月簽署，而貨品貿易與爭端解決等協議亦推動協商。
但ECFA簽署後雖在早期收穫清單獲得關稅減免，可是項目畢竟只佔兩岸貿易的少數，無法出現大規模利益，因此未能明顯看見解決台灣經濟困境的成效，不但是民眾對經濟迅速好轉的期望落空，而且關稅減免利益也無法均霑，利益分配不均的相對剝奪感增加，於是顯示出調整政策後的脆弱性依賴代價。
在服貿協議簽署後，由於涉及更多社區型與小規模產業，對於脆弱性依賴代價的擔憂繼續增加；而當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取得媒體焦點後，服貿爭議被極度突顯，儼然台灣出現反對兩岸經濟自由化的氛圍。
可是如前述民調數據顯示，反服貿民眾比例並未隨學運出現而增加，但確實有立法部門參與行政部門談判以增加透明度的民意期待，因此必須正確認知台灣民意主流，亦即多數民眾並非“反對”服貿協議，不是反對兩岸經濟自由化，而是“疑慮”黑箱，疑慮協議的溝通參與程度，尤其疑慮協議的利益分配結果。
縱使是在野的民進黨，也不是斬釘截鐵的否定兩岸經濟自由化，例如對於先前簽署的ECFA態度就在全面反對與概括承受之間游移，因此對於服貿協議也有這種傾向。畢竟台灣是外貿型的產業結構，面對脆弱性依賴時能採取的替代政策不多；即使要內部產業結構升級，也需對外開放才能取得動能。
所以兩岸經濟自由化，亦即ECFA、服務貿易，乃至於貨品貿易與爭端解決等協議簽署的推動方向是正確的，其中即使產生敏感性依賴反應，但問題重點是脆弱性依賴的代價應該如何衡量、揭露與減低。如果脆弱性依賴的代價能更透明而廣泛的被評估與瞭解，利益能更合理且有效的重新分配以達均霑，則兩岸關係反而可以擺脫“依賴”的相對利得迷思，夯實“互賴”的絕對利得認知。
群體凝聚的認同重構
如果進一步思考，相對於台灣與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與日本簽署的投資協定、與紐西蘭簽署的經濟合作協定、與新加坡簽署的經濟夥伴協定，同樣都是行政部門主導談判後交由立法部門審議，似乎台灣與大陸簽署的ECFA、服務貿易協議就命運多舛。
同樣是經濟自由化思維的產物，為什麼在台灣會有不一樣的認知爭議？雖然台灣和其他簽署自由貿易性質條款的國家貿易量遠不如大陸，因此與大陸簽署協議的影響層面較大而容易招致反彈；但更精準來說，兩岸之間的政治認知關係是問題重點。
兩岸自1949年以來，一直以敵人的關係相互認知對方；隨著大陸改採和平統一政策、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以及貿易、人員交流愈來愈頻繁，兩岸在1980年代後逐步轉化為對手關係。雖然1995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兩岸官方關係幾乎進入寒冬，但2008年中期後的官方關係春暖花開，各層面積極互動，在和平發展的氛圍下，兩岸漸次走向朋友、兄弟家人關係的趨勢。
可是這樣的和平發展機遇也存在挑戰，也就是從1949年到2008年的一甲子時間，兩岸大多定位在敵人與對手的疏離關係，而從2008年起走向朋友、兄弟家人關係趨勢的和平發展，至今2014年僅有六年，只佔一甲子時間的十分之一，從疏離走向認同的氛圍建立時間尚短。
在政治疏離的局勢下，台灣與大陸簽署的協議自然會被以有色眼鏡放大檢視。因為疏離的時間大於認同，疏離的經驗多過認同，敵人與對手的定位比向朋友、兄弟家人的地位熟悉；所以不只ECFA與服貿協議對台灣的利益被質疑，甚至連食品安全、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投資保障和促進等已施行的兩岸協議，推動成效也有被質疑的聲音。
基本上，兩岸民眾的共同血緣和祖先、語言和文化的本質性認同（Essential Identity），確實是凝聚認同的有利基礎，但不容諱言，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兩岸分隔造成各方面差異、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以及近年來教育養成的去中國化等，這些建構性認同（Constructed Identity）的作為，已經讓生活在台灣的民眾，漸次被建構出屬於自己民族的“想像”共同體。⑥
如果兩岸的認同不要繼續疏離，不要繼續被異化，除了本質性認同的歷史血脈等必須被強調之外，建構性認同中的兩岸共同命運更需被凝聚，藉以重新建構更符合兩岸現況想像的共同體。其中，推動群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成為建構兩岸認同的重點。
群體凝聚力是作用於群體成員，使他們留在群體的力量所形成的總體場域。⑦相關過程是行為受到了個人心智再現的心理體驗影響，同時也受到心理評價關係的影響，於是構成心理生活空間，從而建立引導行為方向的動機網絡；換言之，群體凝聚是藉由這種過程，讓鬆散的個體成為緊密的群體。
從引用自然科學概念，原子個體會因彼此力量結合成分子群體的社會科學模型，亦即社會凝聚力模型而言，包括了共同命運、合作相依、態度相似、空間接近、面臨相同威脅、被對方認可、有吸引力的特質、群體任務的成功等要素，會讓個體相互吸引而集合凝聚成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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