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9日電／法律失語、法治不公，正常的維權渠道屢屢受阻，可能成為公眾法治信仰崩塌的鏈條。每個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每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都能得到“善報”，信仰法治才有根本的保障。
近年來，以農民工人群為主的流動人口犯罪現象越來越突出。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近日發布《農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研究報告》，對該所2012年和2013年辦結的170起農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進行統計。報告指出，農民工犯罪很多屬於維權自救性犯罪，當農民工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或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在求告無門、維權無果後，不得已以犯罪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因維權遇阻便產生報復心理，以犯罪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可找到不少案例。“自救式犯罪”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再有冤屈，也不能採取過激和違法手段維權；違法犯罪後，也不應曾因維權受阻而獲得豁免。如果迷戀所謂的“私刑”，除了傷害法治秩序和精神，也會引發可怕的效仿效應。
“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法治時代，每個公民都應該涵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這是對法律的起碼尊重，也是對自己的最好保護。遺憾的是，現實中一些人蔑視法律，甚至故意挑戰法律，他們相信拳頭，或者相信權力，而不相信法律。更可怕的是，有的弱勢群體因維權受阻，“不得已”採取違法手段，往往能夠贏得同情，甚至被美化。
同情有時是蒼白的，也是危險的。以在機場引爆自制炸彈的山東農民工冀中星為例，他曾在廣東打工，因受到不公正對待上訪10多年，他的卑微敘事、悲催經歷確實值得同情，但是，絕不能鼓勵和肯定他製造爆炸事件的“正當性”。尊重法律是最基本的公民責任，不傷及無辜應是人性的基本底線，無論如何，冀中星的行為本身、主觀動機都涉嫌違法，如果對其違法行為表示同情，這種同情不但是廉價的，而且本質上在鼓勵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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