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利益成鏈，制衡失守。以萍鄉三級幹部腐敗案為例，徵地補償工作程序複雜，從丈量、動遷、許可、評估、鑒證到財務，整個過程環環相扣，本應相互配合、相互制衡。但是，面對“熟人社會”，身處“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小圈子”，一旦意志薄弱、自警自律意識缺乏，這種分工協作的權力運行狀態很容易異化。不同關口的把關人或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僥幸，或是抱著“不同流則可能逆向淘汰”的心理，讓貪腐成了“自己人”的標準、互相放心的黏合劑，相互勾結、聯手合謀的非法利益共同體由此催生。
細究緣由，每一起“抱團腐敗”的背後，都有著暗箱操作、監督失效的事實。信息不公開、操作不透明，為一些村鎮幹部搞“圍墻政治”提供了便利。徵地丈量半明半暗，簽訂協議偷偷摸摸，分配補償款項遮遮掩掩，資金流向不清不楚，即使一些村民隱約知情，或苦於維權渠道不暢，或懾於“村霸”權勢，也是敢怒不敢言。當上級監督失之於盲、同級監督失之於軟，當信息缺乏認真核實、相關複核程序缺損，監管就在實踐中淪為“馬其諾防線”，一些權力看似不大的村官、小科長，也有機會沆瀣一氣，變成“大貪”“大腐”。如果不改變上述腐敗生態，徵地拆遷、工程建設等腐敗高發領域“前腐後繼”的現象勢必難以遏制，“窩案”“串案”的出現將對群眾利益造成更大損害，給基層社會穩定帶來更多風險。
此類案件往往涉案人數多，活動量大，相互勾結，腐敗分子深知“一損俱損”，採取攻守同盟，甚至個別領導為維護地方安定的假象還故意掩蓋、刻意袒護，導致這些案子遲遲未能發現。一旦發現，後果已經非常嚴重。
早在今年初，中央紀委在持續強勢反腐的行動中，特別提出“一案雙查”“分解權力”，也開始把反腐目標轉向地方團夥性腐敗，並要求“強化制約，科學配置權力，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保證各級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許多地方黨政部門和紀檢監察機構，也開始研究如何形成領導班子成員內部相互制約和協調的權力運行閉環系統；如何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實現隱性權力顯性化、顯性權力規範化；如何不斷增強各種監督的威懾力和實效性。這樣，才能徹底鏟除“抱團腐敗”滋生的土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