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京報：“國家責任”和“國家義務”的最大區別是什麼？
楊建順：義務和責任是不同的，“責任”主要是承擔後果，不能泛化，不能作為義務來架構。
從法理上講，任何人不得從其違法行為中獲利，反過來講，任何人都應從其合法的行為中獲利。當公民因為相應政策或遵守法律出現損失時，國家有義務去填補。責任是義務不履行才承擔的後果。所以，對失獨群體來說，國家應該給予相應的保障。
4、新京報：你曾說“計生政策與失獨並無必然聯繫，是一種偶然結果。”但在很多人的眼中，如果沒有計生政策，就不會有後來的失獨，至少會大量減少失獨。從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看，計生政策和“失獨”到底是什麼關係？
楊建順：在談到義務和責任時，有一個前提，必須有必然或相當的因果關係才能歸責。失獨不是計生政策的必然結果，有人說是計生政策導致了失獨，其實計生政策和孩子去世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我一直強調，在國家救助上，應該對失獨群體進行傾斜，為什麼要傾斜？原因有二：一，二者雖然不是相當的因果關係，但還是有一定的關係；二，從行政法法理上講，“有權利的行使”或者“有侵害”就要有救濟。
如果是公權力要求公民計劃生育，那國家就應該有救濟，事實上我國長期以來都是有補助措施的，從法理上講都已經解決了，只是現實中這種補助隨著社會的發展顯得偏低。
現在出現失獨情況，這就涉及“有侵害就有救濟”。但是不是國家真正侵害了，是國家奪去了孩子的生命嗎？這個還不能畫等號。
雖然國家沒有侵害，但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結果，那國家就要承擔責任，這就是行政法上的“結果責任”的原則，與公民權利的行使無關，只要有結果，國家就要承擔責任。
父母不幸失去一個孩子，如果還有其他孩子，痛苦可能會弱一些，如果是獨生孩子，痛苦會更強烈，因為沒有“替補”，“沒有替補”是政策導致的結果，而“失獨”（孩子死亡本身）和政策無關，二者要區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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