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我們談談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在短期內不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的超級大國。上周有新聞報道稱，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就要超越美國，這從統計上來說是一個里程碑，但其意義僅限於此。
當前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雄心承擔美國的角色。中國按美元計算的經濟規模還需要10年左右才能超越美國。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是，美國越來越不願意——而且在某些關鍵方面也越來越沒有能力——繼續扮演其在過去70年一直扮演的角色。美國時代之後出現的是多極化——而非中國獨大。問題是哪種形式的多極化？它將基於一套由美國框定的全球規則體系？抑或是“我死之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在發生變化。上周，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結束了對亞洲四國的訪問後回到美國，這些國家都是中國的鄰國，它們都擔心出現一個不斷擴張的地區霸權。奧巴馬其餘時間的大部分都用於試圖增進鄰近俄羅斯的國家（從烏克蘭開始向西延伸）之間的團結，這些國家也害怕出現一個愈發具有掠奪性的地區強權。兩代人以前，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框定了美國針對蘇聯的著名“遏制”戰略。如今，美國跌跌撞撞地陷入了對中國和俄羅斯的雙重遏制。
世界各國仍然非常需要美國繼續保持全球領導地位。但美國推行雙重遏制戰略的能力是帶有問號的。
亞洲和歐洲重新回到大國角力狀態，也密切反映了全球經濟實力的轉移。按美元計算（這是唯一真正有意義的衡量標準），美國仍是遙遙領先的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人均收入仍是中國的五倍。中國或許還需要4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趕上美國的生活水平。但中國奮起直追的速度令人驚嘆。本世紀初，中國在按美元計算的全球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僅為4%，如今這一比重已經達到大約12%。同期美國所占比重則從略低於三分之一降至僅20%。
中國將在未來10年的某個時點超越美國。但中國永遠無法替代美國。這正是危險所在。美國將不再具備維護全球秩序的能力，而中國將永遠缺乏承擔這一責任的正當性。除了威權政體以外，中國不是一個建立在移民基礎上的國家，而且從未尋求倡導普世價值觀。
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經濟多極化的初期階段。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是圍繞著美國創立的一系列國際機構建立的，這些機構包括聯合國(U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北約(Nato)。以1994年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完成為終點的一系列國際貿易協定，同樣為全球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自那以後，美國一直未能推動新一輪貿易談判順利完成。多哈(Doha)回合貿易談判已幾乎死亡。奧巴馬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主推的大手筆貿易倡議進展不順。這兩項舉措都是出於防禦目的而發起的——中國沒有被納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俄羅斯也不是跨大西洋貿易談判的一員。但美國缺乏推動這兩項談判順利完成的影響力。
這一問題在IMF的改革中同樣存在。中國在這一世界頂尖經濟組織中的投票權重僅為4%（勉強達到中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的三分之一），這非常荒謬。
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國的投票權重同樣嚴重偏低（比利時的投票權重仍比上述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高）。可以理解的是，新興國家正開始漸漸疏遠美國打造的國際機構。值得肯定的是，奧巴馬完成了始於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內的IMF治理談判，並達成了一項協議，提高新興世界國家在IMF中的投票權重。但即便是這種小幅度的權重調整也遭到了美國國會的阻撓，美國國會還封殺了奧巴馬推動貿易談判的自由空間。美國表現得像是一個日漸衰落的霸權：不願分享權力，但也無法強迫別國接受安排。
同樣的影響在美國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的方式中也能看出。作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美國達成了一項協議，擬為新興國家縮減碳排放提供補貼。但這個所謂的“以減排換資金”(cash for cuts)戰略缺少一個關鍵元素——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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