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營獲得解放後，我高興地來到葛慶餘的家裡做客，見到了葛慶餘的妻子和他們未滿周歲的兒子。我和葛慶餘全家游覽了沈陽城，並彼此交換了紀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說，葛慶餘是美國戰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著在戰俘營染上肺結核的病體，我回到美國。那時還沒有治愈肺結核的特效藥，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臥床、隔離和補充營養。回國後的10年間，我斷斷續續在醫院的隔離病房裡生活了5年。
後來，我的事業很成功，曾做過新聞記者，因撰寫《退伍軍人土地補償法案》實施情況的系列揭弊報道獲1955年普利策新聞獎；曾擔任美國新聞文化總署副署長、公共廣播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當年與葛慶餘的離別竟成了永別。
自離開沈陽，我就再也沒有能同葛慶餘取得聯繫。直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美建交後，我萌生了前往沈陽尋找當年這位中國恩人的念頭，於是寫信給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布什尋求幫助，但尋找中國朋友的願望依然沒能實現。
隨著中美兩國關係的不斷發展，我尋找中國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軍戰俘營史實的楊競幫助查找。幾經尋訪，葛慶餘的下落終於查明了，但他們夫婦已經在多年前故去了，當年那個未滿周歲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這些消息後，我內心萬分悲痛。
為了緬懷中國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慶餘當年的照片送給他的其餘子女，看到葛慶餘的照片終於回到了他的後人手中，我的內心終於有了些許安慰。（人民日報） |
